中国抗癌协会

自2015年肿瘤心脏病学进入我国医学界视野以来，从以往的知之甚少到现在的津津乐道，从以往会场的门可罗雀到现在的热烈讨论，从以往的不同学科孤军奋战到现在通力合作，5年多时间已完成学科的初步推广，肿瘤心脏病学在肿瘤学和心脏病学相关领域中已占有一席之地。

访谈正文

医悦汇：请您结合近几年年国际医学交流情况，介绍肿瘤心脏病学科当前发展重点？

张志仁教授：肿瘤心脏病学这一领域近年来在国内外均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快速发展，国内外各类、各级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肿瘤心脏病学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从病理生理机制到临床实践仍然有大量问题亟待解决，推进肿瘤心脏病学的发展需要具有研究和教育背景的卓越的学科团队，卫生健康管理等部门相关政策的大力支持。

与国外相比，我国医疗机构设立肿瘤心脏病诊疗团队的比例远远不足，国内肿瘤心脏病学专家要做的是继续向肿瘤医生和患者推广肿瘤心脏病学理念，开展肿瘤心脏病学继续教育项目。

为此，分会既于2019年5月至12月主办学科“肿瘤心脏病学院”全国巡讲活动，完成哈尔滨、天津、北京、重庆、郑州、太原、济南共七站。巡讲以分会专家委员专家的所在医院承办，多学科、多维度进行面对面与医院一线医生报告和交流；再结合线上学科内容传播，取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既展现出分会平台的学科推动效用，又促进了学科领先专家的学科“火种”作用。进入2020年疫情防控常态化，全国巡讲活动也已规划，将再以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开展；我们的目标就是脚踏实地、一站接一站地强化医院常规层面的理念和意识。这好比医患的界面中枢，需要意识先行。此外，分会联合其它学会组织进行肿瘤心脏病学的科普推广，肿瘤心脏病学“宣传周”等活动，为推动这一学科在国内的发展做出贡献。同时，也注重相关科研研究，多人获得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等课题，旨在揭示抗肿瘤治疗导致心血管毒性的机制和提出相关的干预策略。

医悦汇：现代医学的发展,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请问国内当前肿瘤心脏病学相关研究与临床实践的进展程度？

张志仁教授：肿瘤心脏病学在国内的发展，原动力在于：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临床问题，肿瘤相关的心血管系统疾病逐渐成为除肿瘤紧张和复发以外，导致患者死亡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在最初阶段也与国际声潮对国内的冲击和影响；在国内学科已完成树立之机，更实质的学科发展尚仰赖中国实质性的临床研究，才能更好服务和实践于癌症人群中心血管疾病的预防、诊疗和预后管理。以中国临床试验中心网站所能检索出的“肿瘤心脏病学”相关临床研究为例，目前专注于此范畴的研究仍很有限，但基于循证医学的专家共识类已陆续启动整理。

肿瘤心脏病学紧跟肿瘤学诊疗新进展，为肿瘤诊疗护航。传统的化疗药物和靶向药物导致的心血管毒性等相关问题一如既往备受关注；新型抗肿瘤药物，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是近年来肿瘤治疗的突破性进展，适应症从最初的黑色素瘤扩展到非小细胞肺癌、肾细胞癌等诸多恶性肿瘤；ICIs为患者带来显著生存获益的同时，ICIs相关心肌炎因短期致命的高风险，成为肿瘤科、心血管内科和重症医学等医师的共同挑战。为此，分会联合多个学科组织已完成《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心肌炎监测与管理中国专家共识（2020）》，并将于2020CCO中国肿瘤学大会的整合肿瘤心脏病学分会场上隆重发布。预期，分会也将在后续为期一年的巡讲系列活动中，推进该新共识的解读，为临床医生的更佳实践搭桥对接。

医悦汇：综合近几年肿瘤心脏病学科的学术发表，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话题或方向？

张志仁教授：新兴学科的活跃，主要表现在学术交流氛围和学术研究发表两大层面。如前所述，经由这几年国内肿瘤心脏病学科组织的兴起，大大团聚起多学科的领军人才。中国抗癌协会整合肿瘤心脏病学分会于2018年成立，得到樊代明院士、韩雅玲院士、张运院士、葛均波院士、郝希山院士、詹启敏院士等领导们大力支持；首年专家人数约40人，发展至今已扩展到约100位；他们在后几年学科进展中的作用不可忽视，或扩展了学科交流，或投入于肿瘤心脏病学的门诊实践。

在学科学术的发表方面，确实也有几个方向值得特别关注。

（一），抗肿瘤治疗引起的心血管不良事件预测因子证据不足。传统的心血管风险模型（如Framingham风险评分）被认为不足以识别肿瘤患者的心血管风险，因为它们没有考虑癌症患者，没有将癌症治疗作为心血管疾病发展的独特危险因素，也没有考虑非心血管死亡的竞争风险。

（二），临床研究数据不充分。多数临床研究将肿瘤患者排除在外，考虑原因可能有：肿瘤患者生存时间短；抗肿瘤药物机制复杂且药理作用并不完全明确，可能引起相互作用影响疗效；肿瘤患者可能出现恶病质，影响研究数据评估等。

（三），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心血管预后。HCT幸存者心血管风险比普通人群高出4倍，发生首次心血管事件（如心肌梗死）的年龄比普通人群的预计时间提前15年。

（四），抗肿瘤治疗导致心血管毒性的防治方面，心脏保护药物的推荐也因不同的研究得出不一致的结论。这与研究人群的异质性、药物暴露差异、心脏毒性定义不同和临床终点变化相关，未来需要进行更大规模的相关研究以便进一步验证心脏保护药物的有效性，特别是针对国人的临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