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癌协会

概述

在全球公共卫生体系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的当下，感染性肿瘤以其复杂性与危害性凸显，成为关键难题之一。肝癌、宫颈癌、胃癌、食管癌、肺癌等常见恶性肿瘤，大量临床与研究证据表明，其发生发展进程与病原体感染紧密相连，对人类健康和生命质量造成严重损害。在我国，感染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给患者家庭与社会带来深重负担。深入研究感染性肿瘤，对于提升我国肿瘤防治整体水平意义非凡，是守护民众健康、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关键环节。

随着医学科技不断进步，对感染与肿瘤关系的探究逐步深入，感染与肿瘤学科应运而生。该学科聚焦于致病微生物在肿瘤致病机制、精准诊断以及有效治疗等方面的作用，致力于挖掘感染性肿瘤的早期预防手段与干预策略，探索以精准化治疗为代表的全新治疗模式，全方位提高感染性肿瘤的防治水准。

在本报告中，重点关注肝癌、宫颈癌、胃癌、食管癌、肺癌等与微生物感染存在密切关联的肿瘤类型。深入探究细菌（如幽门螺杆菌、链球菌等）、病毒（如EB病毒、HBV病毒等）、真菌（如念珠菌等）在恶性肿瘤致病机制以及治疗响应等方面的影响。系统汇总当前新兴的病原体检测方法，这些前沿技术对于感染性肿瘤的预防工作以及早期诊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同时，针对感染性肿瘤的临床治疗现状，除传统的根除病原体、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手段外，详细剖析如CAR-T疗法、mRNA疫苗等新兴治疗手段在临床试验阶段所展现出的积极疗效，从预防、诊断、治疗三个维度全面且深入地剖析感染与肿瘤学科的发展态势。

此外，本报告精心整理国内外感染与肿瘤领域正在积极推进的重大计划和项目，细致对比国内外在这一研究方向上的差异所在，全面总结我国感染与肿瘤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优势与不足，对未来发展方向与应对策略进行前瞻性展望，力求为后续我国感染性肿瘤防治事业发展提供科学、精准的指导依据，助力我国在全球感染性肿瘤防治领域迈向更高水平。

2. 我国发展现状

2.1 本学科研究新进展

2.1.1 感染与肝癌

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或/和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感染是肝癌的主要风险因素。在一项系统综述中的数据表明，我国的HBV和HCV和感染的血清阳性率分别为75.09%和11.82%，华南地区HBV感染率最高，为80.61%，西北地区最低，为65.27%；在省份上，海南和甘肃的患病率最高和最低，分别为86.82%和51.83%[1]。在性别方面，男性发病率和病死率较女性高2～3倍[2]。

HBV感染是我国原发性肝癌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HBV感染患者发生原发性肝癌的终生风险为10%~25%。2024 年亚太肝病学会（APASL）年会上，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高志良教授团队分享5年阶段性数据显示核苷（酸）类似物经治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患者基于PEG-IFN- α -2b 治疗可显着提高HBsAg 清除率至 30% 以上，其中基线 HBsAg 水平较低（HBsAg≤200 IU/mL）者，48周的临床治愈率可达50% 以上。通过长期随访，经 PEG-IFN-α 治疗获得临床治愈的 CHB 患者 ，98% 以上可维持持续应答[3]。对于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即使HBsAg消失，也不能被视为功能性治愈。这是因为尽管抗病毒治疗可能使肝硬化程度有所逆转，但肝组织学结构通常难以完全恢复正常。WHO 2024 年版慢性乙型肝炎指南建议[4]：肝硬化患者需终生接受抗病毒治疗，不能停药。但近年也有一些“Stop-to-Cure”策略相关的综述和研究，但考虑到停药的风险，仍需密切随访和更多研究来支持该策略。治疗方面，有研究发现[5]，恩替卡韦（ETV）联合抗纤维化中药复方鳖甲软肝片（BRC）可以降低慢性B型肝炎患者发生肝癌的风险。此外，如siRNA类疗法新药物VIR-2218（elebsiran）、Imdusiran （AB-729 ）和AB-101（口服 PD-L1 抑制剂）等新疗法均在研究中[6, 7]。

HCV相关热点聚焦于获得持续病毒学应答后 HCC 的发生、HCV 再感染与疫苗、HCV 少见基因分型及对治疗的影响、急性丙型肝炎以及 HCV 与脂肪肝等方面[8]。由于 HCV 是一种高度异质性的病毒，目前迫切需要一种 HCV 疫苗来预防HCV 感染和疾病的高发病率，希望疫苗能够诱导产生抗体，从而中和大多数毒株的传染性。最近的一项研究对比了重组H77C E1E2异源二聚体与单独的H77C E2异源二聚体的免疫反应性和抗原性，结果表明前者在体外展现出更多的交叉中和表位以及更广泛的交叉中和特性。此外，脂肪性肝病是慢性丙型肝炎的常见表现。研究表明，根除HCV不仅能够减少或缓解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的发生，还能改善慢性丙型肝炎患者的MASLD病情。

丁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D virus，HDV）是一种小RNA病毒，依赖于HBV进入肝细胞并组装和分泌新形成的病毒体。因此，HDV只感染同时被HBV感染的人，全球约有1200万至7200万人感染了HDV[9]。慢性HDV感染是病毒性肝炎最具侵袭性的形式之一，超过10%的HDV相关肝硬化患者在平均3.7年内进展为HCC[10]。然而，对肝细胞癌来说，由于缺乏认识、对HBV病毒感染者的检测不完整以及缺乏标准化的诊断技术和有效的治疗方法，HDV仍然是一个未被充分认识的风险因素。在HBV感染者中，早期识别HDV感染有助于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护理和治疗机会，从而降低肝脏相关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风险。目前，对于丁型肝炎没有批准的疗法。干扰素α及其长效制剂聚乙二醇干扰素α可抑制HDV复制，减少肝脏炎症和纤维化，并改善生存率;然而，这些作用仅在约30%的治疗患者中持久[11]。抗 HDV 治疗药物的临床应用进展较快，其中布利韦肽（Bulevirtide，BLV）是一种首次进入欧洲市场的抗病毒药物，被批准用于治疗代偿期慢性丁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D，CHD）患者的抗病毒治疗。

2.1.2 感染与宫颈癌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23年统计数据显示，宫颈癌已然成为全球女性第四大癌症。全球每年新发病例约 60.4 万例，死亡病例高达 34.2 万例[12]。85%的病例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我国每年新发宫颈癌病例约 12.4 万例，占全球总数的 20%，为我国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的第四位，每年死亡病例约 3.78 万例[13]。因此，宫颈癌防控工作仍然面临着严峻考验。

众所周知，宫颈癌的主要病因是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持续感染，它是一种常见的性传播疾病。

人乳头瘤病毒是普遍存在的，超过200种HPV已经被发现。根据DNA序列来进行识别其基因组的差异。根据其侵犯部位的不同分为皮肤型和粘膜型。生殖器HPV感染与宫颈癌之间的联系早在20世纪80年代由德国病毒学家哈罗德·祖尔·豪森首次提出并被证实。基于与宫颈癌和前驱病变的关系，hpv可以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低危型的HPV包括6、11、42、43和44型。高危型人乳头状瘤病毒型号包括16、18、31、33、34、35、39、45、51、52、56、58、59、66、68、70型，其中HPV16和18型占致病因素的70%。据估计，人乳头状瘤病毒感染与99.7%的宫颈鳞状细胞癌有关。子宫颈腺癌也与人乳头瘤病毒有关，但存在着年龄相关性，在40岁以下的女性中，89%的腺癌中存在HPV感染，而在60岁及以上的老年女性中，HPV感染仅占43%[14]。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生殖器HPV感染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多个性伴侣跟幼年时早期性行为都会使感染风险显著增加。但是，由于人乳头瘤病毒非常耐热，在干燥和通过虫媒的非性传播也可以发生；如长期暴露于共同污染环境。比如共用浴巾马桶等，另外也可在分娩时经产道感染而发生母婴传播。吸烟、长期口服避孕药、免疫抑制是HPV感染引发宫颈癌的诱因。

HPV整合到宿主基因组是宫颈癌发生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事件，通过与宿主细胞因子相互作用，转录病毒E6和E7基因。E6蛋白‌通过降解抑癌蛋白p53，抑制细胞凋亡，使受损细胞无法被清除‌。‌E7蛋白‌与抑癌蛋白pRb结合，解除其对细胞周期的抑制，促使细胞异常增殖‌。这两种蛋白协同作用导致细胞周期失控，促进癌前病变的发生[14]。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近日公布了2023至2024年我国女性宫颈癌筛查率数据，35至64岁女性的整体筛查率超过50%。2023年，国家卫健委等10部门发布了《加速消除宫颈癌行动计划（2023-2030年）》，设定了”2025年我国适龄妇女宫颈癌筛查覆盖率达到50%，到2030年达到70%的目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宫颈癌筛查覆盖率仍存在较大差距[15]。

2.1.3 感染与胃癌

（1）感染性胃癌流行病学与发病机制

幽门螺杆菌是中国胃癌的主要致病因素之一。中国幽门螺杆菌人群感染率近50%，约78%的胃癌发生与H.pylori感染有关[16]。EBV阳性胃癌在胃癌患者中的占比为5.1%至10.6%[17]，在不同地区有所差异。EBV阳性胃癌发病较年轻，患者的中位发病年龄为55岁，明显低于普通胃癌患者；且男性患者较多，EBV阳性胃癌的男女比例为9:1，而普通胃癌为2:1。

H.pylori的毒力因子主要包括VacA和位于Cag致病性岛的细胞毒素相关基因A(CagA)，这些因子主要涉及慢性炎症和组织损伤，增加消化性溃疡和胃癌的风险。H.pylori感染还与胃黏膜上皮细胞的表观遗传修饰有关，如CpG岛的甲基化，这种修饰可以沉默抑癌基因，促进胃癌的发生[18]。此外，南方医科大学团队发现H.pylori感染导致免疫反应的加剧和微环境的动态变化，优先附着在壁细胞上，进而引发GKN1/2分泌丢失和前恶性炎症[19]。

EB病毒感染与胃癌的关系涉及到多个分子层面的机制。复旦大学周兆才教授团队的研究揭示了EBV通过微泡分泌OLFM4调控Hippo信号通路促进胃癌发展的分子机制[20]。研究发现，EBV感染能够激活cGAS-STING信号通路，促使OLFM4蛋白通过微泡分泌，进而作为Hippo信号通路的抑制性配体，通过抑制Hippo激酶活性和增强YAP活性来促进胃癌细胞的增殖。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于君教授及其团队通过对胃癌不同阶段的胃黏膜样本进行宏基因组分析，观察到胃癌患者的胃黏膜中存在大量咽峡炎链球菌[21]。研究表明，咽峡炎链球菌通过诱发胃部产生炎症及胃萎缩，促使胃肿瘤生长。该研究成果已在生物学国际顶尖期刊《Cell》上发表。此外，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消化科的房静远教授团队对胃肠癌预警、预防和治疗的链条式探索，在国际上首次发现，粪便中星座链球菌或咽峡炎链球菌的浓度升高可能是胃癌高危人群的重要生物标志物[22]。

口腔菌群失调、移位会促进胃癌的发生发展[23]。在胃癌患者中舌苔和唾液样本中的口腔菌群发生了显著改变。胃癌患者唾液中链球菌属、未分类的链球菌属、双歧杆菌属含量明显增加，而梭杆菌属、嗜血杆菌属、奈瑟菌属等9个细菌属则相对减少[24]。许多研究证实与胃癌密切相关的胃菌群大部分是口腔来源的，包括消化链球菌属、链球菌属、微单胞菌属、普雷沃菌属、罗氏菌属和颗粒链菌属[24]。

（2）感染性胃癌诊治

H.pylori感染的检测方法包括呼气试验、血清学检测和组织学检查等，这些方法有助于早期发现H.pylori感染。中国科学院李志远团队通过环介导等温扩增结合最新的CRISPR/Cas12a技术，提出针对高致病性幽门螺旋杆菌菌株的高敏感度检测方法[25]。该方法仅需检测唾液样本，便可快速精准检测出感染该菌株的阳性病人。此外，房静远教授团队开发的通过粪便菌群预警胃癌的试剂盒，这将有助于高危人群早期发现胃癌[22]。目前，常用的EBV感染检测手段包括EBERs原位杂交（EBER-ISH）检测、EBV核酸（EBV-DNA）载量检测及EBV特异性抗体检测等。EBER-ISH检测被公认为可诊断EBV阳性胃癌的金标准，能够精准定位EBV感染的细胞类型。此外，EBV-DNA载量已被证明可作为EBV相关恶性肿瘤的诊断和预后指标，其可作为EBV阳性胃癌复发和化疗敏感性的良好标志[26]。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流行病学研究团队开展的全球最大规模胃癌预防整群随机对照研究明确了根除幽门螺杆菌（Hp）感染在社区应用中的有效性和可行性[27]。这项研究在山东临朐县进行，涉及约18万25-54岁的居民，其中约10万例Hp感染者接受了四联疗法或症状缓解疗法治疗。在长达11.8年的随访中，共记录了1035例新发胃癌病例。研究发现，与仅接受症状缓解治疗的对照组相比，根除治疗组的胃癌发病率显著降低了14%，其中成功根除者效果更为显著，降低达19%。此外，对于25-45岁人群，成功根除Hp使得胃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降低了35%和43%。此外，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沈琳教授团队的最新研究揭示了胃癌中幽门螺杆菌（HP）感染对肿瘤微环境（TME）的重要影响[28]。该研究指出HP感染能够通过塑造“热”肿瘤微环境（TME），增强胃癌对免疫治疗的敏感性。

PD-L1的过度表达已被报道为EBV-aGC的特征之一[29]。目前，许多研究表明：EBV阳性/MSI-H的胃癌对PD-1/PD-L1抑制剂的疗效明显优于EBV阴性/微卫星稳定的胃癌[29]。其次，EBV可激活PI3K/AKT/mTOR途径，哌立福辛(Perifosine)是 AKT 抑制剂的代表性药物，它在抑制胃癌细胞增殖的同时又可诱导胃癌细胞发生凋亡[30]。mTOR 的特异性抑制剂依维莫司(RAD001)和西罗莫司脂化物(CCL-779)已被确定为有效的抗肿瘤药物，可抑制 mTOR 的活化，从而改变下游蛋白的活化水平，从而抑制胃癌的发展。

百吉生物的全球首款双报双批实体瘤CAR-T疗法BRG01，BRG01是一种自体T细胞免疫治疗产品，通过基因修饰技术将靶向EBV抗原的嵌合受体表达于T细胞表面，能够特异性地识别并攻击肿瘤细胞。目前已经在关键的二期试验中显示出了积极的结果。

此外，成都威斯津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EB病毒阳性肿瘤mRNA疫苗WGc-043，在2024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uropean Society of Medical Oncology，ESMO）年会上入选口头报告，WGc-043获批适应症为经过二线系统治疗的EB病毒阳性晚期实体瘤成人患者和复发或难治性的EB病毒阳性淋巴瘤成人患者。

2.1.4 感染与食管癌

细菌感染与食管癌的关系是近年来研究热点之一。细菌通过多种机制促进食管癌的发生和发展。首先，细菌感染可引发慢性炎症和免疫反应。例如，牙龈卟啉单胞菌（Porphyromonas gingivalis，P. gingivalis）通过脂多糖（LPS）激活TLR信号通路，诱导NLRP3和AIM2炎症小体活化，导致慢性炎症和上皮细胞损伤；同时，P. gingivalis可通过上调食管癌细胞表面PD-L1和KDM5B的表达，显著抑制CD8+效应T细胞的活化和增殖，削弱宿主的抗感染从而协助肿瘤细胞免疫逃逸[31]。其次，细菌通过形成生物膜，促进肿瘤细胞侵袭。如F. nucleatum可作为桥梁菌，通过黏附蛋白（如FadA）促进其他致病菌（如T. forsythia）的定植，并形成协同生物膜，加剧黏膜损伤。P. gingivalis的菌毛（FimA）介导上皮细胞侵袭，诱导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加速癌细胞迁移和侵袭[32]。细菌还可通过特定代谢产物发挥致癌作用。细菌代谢物如短链脂肪酸（SCFAs）、硫化氢和胆汁酸衍生物可通过激活NF-κB通路和葡萄糖代谢异常，促进细胞增殖和基因突变。F. nucleatum产生的丁二胺（putrescine）通过调控多胺代谢，诱导食管鳞癌恶性增殖[33]。此外，肿瘤组织中F. nucleatum的高丰度与患者总生存期缩短显著相关，提示其作为预后标志物的潜力。

相关研究表明，食管癌患者的微生物群落与健康人群存在显著差异。食管癌患者的口腔微生物多样性降低，特定致病菌如P. gingivalis、福赛斯坦纳菌（Tannerella forsythia，T. forsythia）和具核梭杆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F.nucleatum）的丰度显著增加[34]。食管内窥镜洗液分析显示，Prevotella和Shuttlewarthia的丰度变化与食管癌发生相关，高丰度的Prevotella可作为区分食管癌的潜在标志物（AUC=0.86）[35]。此外，一项对205例早期ESCC或高级别上皮内瘤变（High-grade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HGIN）患者的研究发现，P. gingivalis与侵袭深度、术后狭窄和局部复发显著相关，过量存在的P. gingivalis是术后复发的独立预测因子[36]。

针对细菌感染与食管癌的关系，研究提出了多种预防和治疗策略。改善口腔卫生（如定期使用含氯己定的漱口水）可减少牙周病原体的定植，降低食管癌风险。开发靶向P. gingivalis的纳米颗粒，有效清除胞内细菌，抑制食管癌恶性进展的研究，也为食管癌预防和治疗提供新的理论依据[37]。

2.1.5 感染与肺癌

（1）感染性肺癌流行病学与发病机制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最新统计显示，全球每年约230万新发癌症病例与感染直接相关，其中，约20%的肺癌与慢性感染有关[38]。研究发现，HPV、HBV、HIV、EB、人类嗜T细胞病毒、Y53肉瘤病毒等病毒DNA存在于不同类型的肺癌细胞中，已成为肺癌的高危因素[39]。细菌感染也与肺癌相关，相较于健康人群，曾感染肺结核的患者罹患肺癌的风险明显高出11倍。此外，肺炎衣原体感染与原发性肺癌发病也有关,随着IgG、IgA抗体滴度升高肺癌风险增加,且肺炎衣原体感染可能参与肺癌病情进展[40]。

病毒感染是肺癌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病毒感染可诱导慢性炎症（如NF-κB通路激活、ROS累积）、免疫抑制（如PD-L1上调、Treg细胞扩增）及基因突变（如p53失活）间接或直接驱动肺癌发生。姜艳萍[25]等研究发现HPV感染可能是导致肺腺癌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p16蛋白表达与肺腺癌的恶性进展显著相关，可辅助识别肺腺癌中浸润性成分[41]。EBV通过潜伏膜蛋白LMP1激活PI3K/Akt通路，促进细胞增殖并抑制凋亡，多见于肺腺癌。HIV通过CD4+T细胞耗竭削弱免疫监视，放大HPV/EBV等协同致癌作用，导致早发性肺癌。此外，相关研究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可能会触发一些级联反应，从而引起肺部环境的改变以促进肿瘤的出现和生长。

近年国内研究表明，细菌感染通过慢性炎症（如肺炎克雷伯菌激活TLR4/NF-κB通路，诱导IL-6、TNF-α释放）、菌群失调破坏免疫监视（如肠道菌群代谢物减少抑制CD8+ T细胞功能）及直接致癌作用（如具核梭杆菌通过FadA黏附素激活β-catenin通路促进肺癌转移）等机制驱动肺癌进展。研究发现肺部菌群失调可通过激活TLR4/NF-κB通路促进慢性炎症，诱导DNA损伤，增加肺癌风险[42]。陈志强等发现结核杆菌的慢性感染导致肺组织纤维化，诱导氧化应激损伤和p53抑癌基因失活，为感染相关肺癌的分子机制提供证据[43]。

（2）感染性肺癌的诊治

感染性肺癌的诊断面临影像学重叠和因果关联确认的双重挑战，为此，需要多模态诊断技术的迅速发展。在影像学上，AI辅助CT分析联合PET-CT代谢特可提升鉴别准确率，深度学习模型可通过CT图像预测未来的肺癌风险。在病理与分子检测方面，通过穿刺活检同步筛查癌细胞与病原体（如HPV RNAscope、结核Xpert Ultra），并结合液体活检（ctDNA、外泌体miRNA）追踪感染-癌变动态，其中，血浆ctDNA（EGFR L858R突变）联合痰液HPV DNA检测可以用于检出早期腺癌。

近年来，随着免疫治疗、靶向药物及基因编辑技术的突破，病毒相关肺癌的治疗策略显著优化。HPV阳性肺鳞癌患者对免疫治疗响应显著，帕博利珠单抗（Keytruda）单药客观缓解率（ORR）达45%，5年生存率提升至50%。在HIV相关肺癌中，抗逆转录治疗（ART）的基石作用，早期ART治疗（CD4>500/μL）使肺癌风险降低，通过抑制病毒载量减少慢性炎症和免疫抑制。

细菌性炎症与肺癌具有一定相关性，目前肺结核、肺炎衣原体等为研究的热点。肺结核与肺癌这两种疾病在生理、病理等方面密切相关，单独针对某一疾病的治疗策略，往往不可避免地会对另一种疾病产生不良效应。在肺癌的治疗上，尽管目标是精确打击并清除肿瘤细胞，但其治疗手段多为化疗、免疫治疗，在有效杀灭癌细胞的同时，也可能削弱患者的免疫系统功能。这种免疫抑制状态可能会导致患者对结核分枝杆菌无抵抗能力，进而引起肺结核的活动或恶化，加重治疗的复杂性和难度。而抗结核药物可能影响宿主体内的免疫环境，长期应用抗结核药物也有可能导致肺癌的治疗效果变差。近年在联合治疗策略方面取得一些突破，对抗结核药物进行调整，避免利福平（CYP3A4诱导剂）与靶向药物联用，改用贝达喹啉或利奈唑胺，维持EGFR-TKI（如奥希替尼）血药浓度，可以显著延长中位生存期；在靶向治疗方面进行优化，针对EGFR突变使用奥希替尼联合贝伐珠单抗，中位PFS达16.3个月。今后，肺结核相关肺癌治疗的未来方向将从单一抗肿瘤转向多模态联合（靶向+免疫+抗炎），新兴技术将推动精准干预，但仍需解决耐药难题并优化全球协作体系，以改善患者生存。

此外，目前在肺炎衣原体感染与肺癌相关的治疗研究较少，部分研究显示，抗生素（如阿奇霉素）联合化疗（顺铂）可将疾病控制率提升至45%，但单独使用疗效有限（ORR<10%）[44]。基于肺炎衣原体感染性肺癌发生的机制，后期治疗的相关研究需聚焦多维度干预、新型联合方案及疫苗研发，以实现精准诊疗。

2.2 国内相关重大计划和研究项目

1 中国慢乙肝临床治愈（珠峰）工程项目

该项目是由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发起，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牵头的全世界样本量最大的慢乙肝临床治愈真实世界研究。截止目前入组患者超3万例（部分还未完成疗程），临床治愈患者超过6000例。5年阶段性数据显示NAs经治慢乙肝患者基于PEG IFNα-2b治疗可显著提高HBsAg清除率至30%以上，结合基线和治疗中的相关预测指标可以更好地指导患者临床治愈的实现。

2 乙肝临床治愈星光计划

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乙肝临床治愈“星光计划”，截止2024年10月，筛选14078例，已入组10201例，实现HBsAg清除患者近600例。阶段性数据表明总体IHC基于PEG IFNα治疗的累积HBsAg清除率为45.6%，HBV DNA阳性和阴性组之间无显著差异。

3 中山市肝癌筛查项目

中山市人民医院联合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在第33届亚太肝脏研究协会年会（APASL2024）摘要上发表了一项前瞻性肝癌筛查项目的10年随访结果，研究表明：定期筛查可有效提高肝癌早期检出率及肝癌患者的生存率。

4 派格宾III期研究

2024年11月17日，在第75届美国肝病研究学会（AASLD）年会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王贵强教授以口头报告的形式报告了最新的派格宾 III期临床研究结果，显示核苷（酸）类似物（NA）经治CHB患者接受PegIFNα-2b联合TDF治疗后超过30%的患者实现HBsAg清除，显著优于TDF单药治疗，停止所有药物后24周的HBsAg清除维持率达90%以上。

5 Paradise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谢青教授团队在Antiviral Research上正式发表了Paradise研究的最新成果，结果表明加用PEG IFNα-2b治疗可为具有肝癌中高风险的核苷经治慢乙肝患者带来双重获益——减少肝癌发生及促进HBsAg清除，并建立了可预测HBsAg应答的评分系统。

6 降低乙肝相关肝癌发生风险观察研究 (致远）项目

由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发起主办，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牵头的“降低乙肝患者相关肝癌发生风险观察研究（致远）”项目在厦门召开启动会，旨在探索慢性乙型肝炎最优抗病毒治疗方案，建立多中心、前瞻性的真实世界队列，调查和分析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的治疗情况，比较不同治疗方案对患者转归的影响，探究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远期结局，进一步优化临床治疗路径，最大程度地降低肝硬化和肝癌发病率及病死率，促进消除肝炎危害行动，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7 宫颈癌筛查方法的发展

HPV联合脱落细胞学的检查（TCT）是宫颈癌的标准筛查手段。在宫颈癌筛查技术方面，AI辅助诊断和甲基化检测等创新成果为提高筛查效率和准确性提供了新的途径。腾讯AI Lab开发的宫颈细胞学筛查系统在宫颈癌筛查中展现出来显著优势。准确率高达98.2%，假阴性率降至0.3%。通过AI技术的应用基层医疗机构获得高质量的筛查服务，弥补了基层专业病理医生资源不足的问题，有助于推动宫颈癌筛查工作在更广泛地区的开展。

甲基化检测技术也为宫颈癌筛查带来了新的突破。杭州德同生物的“宫安丽”试剂盒于2022年8月4日通过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National Medical Products Administration，NMPA）审批，该试剂盒可检测FAM19A4/miR124 - 2甲基化水平，对CIN3 + 病变监测的灵敏度达92.1%，能够在疾病的早期阶段检测出异常甲基化信号，为宫颈癌的早期诊断提供了重要依据。该技术的应用，有望进一步提高宫颈癌的早期发现率，改善患者的预后。

8 宫颈癌筛查覆盖率提升

2022年，国家卫健委发布《宫颈癌筛查技术指南》，将HPV初筛作为首选方法，基于HPV-DNA检测的精准筛查技术（如实时荧光PCR、二代测序技术）在临床中的应用，显著提高了早期病变检出率。 2023-2024年，我国35-64岁女性宫颈癌筛查率达51.5%，近半数地区提前实现2025年目标，但农村地区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只有48.2%。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2021年研究发现阴道微生态在女性生殖道的健康与疾病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阴道微生态环境中菌群多样性的增加和乳杆菌属数量的减少与HPV的持续感染及进一步发展为宫颈上皮内瘤变、宫颈癌有关。

9 COMPASSION-16试验

针对HPV阳性宫颈癌患者，免疫治疗（如PD-1/PD-L1抑制剂）联合放化疗的临床研究取得突破。复旦大学吴小华团队应用国内自主研发的卡度尼利单抗（PD-1/CTLA-4双抗）联合标准化疗可显著延长患者中位总生存期达28个月，死亡风险降低32%。

10 国产疫苗的研究

在宫颈癌的预防领域，国产HPV疫苗的研发取得了重大突破。厦门万泰的二价HPV疫苗（也称为“馨可宁”）在中国获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的批准。这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HPV疫苗，于2019年12月获得上市批准。该疫苗主要用于预防HPV 16和18型，其对9 - 45岁女性的保护率高达93.1%。

瑞科生物的九价疫苗REC604a在2023年完成III期临床试验，正在随访中。覆盖了更多的高危亚型，包括HPV 6/11/16/18/31/33/45/52/58型，进一步扩大了预防范围，为预防宫颈癌提供了更全面的保护。针对男性的疫苗REC604c新型重组九价HPV疫苗正在申请临床试验。

11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研究项目

由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和研究所的流行病学家潘凯峰领导的研究，通过对超过18万人进行呼气测试，发现超过一半的人肠道中含有幽门螺旋杆菌。

12 福建医科大学研究项目

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注册的研究项目，由福建医科大学负责实施，旨在对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阳性对象进行四联或二联根治治疗，并进行前瞻性随访，检测人群幽门螺旋杆菌的根治情况，评价人群依从性和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评估幽门螺旋杆菌的四联和二联疗法根治效果和人群适用性，并探究影响幽门螺旋杆菌根除对于胃癌发病和死亡的防治效果，以及影响根治效果的影响因素。

13 BV相关胃癌的基因组学及表观遗传学研究

该项目由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承担，通过全基因组测序和甲基化分析，揭示EBV相关胃癌的基因组变异和表观遗传修饰特征。

14 EBV相关胃癌的免疫微环境及治疗靶点研究

该项目由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承担，通过研究EBV相关胃癌的免疫细胞浸润特征及免疫抑制机制，探索新型免疫治疗靶点，旨在开发针对EBV相关胃癌的免疫治疗策略。

15 EBV相关胃癌的代谢重编程及靶向治疗研究

该项目由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承担，通过研究EBV感染对胃癌细胞代谢的影响，探索代谢相关靶点（如IDO1、LDHA）的抑制剂，旨在开发EBV相关胃癌的代谢靶向治疗药物。

16 EB病毒潜伏感染驱动肺癌免疫逃逸研究

该项研究于2024年发表在《Journal for ImmunoTherapy of Cancer》杂志上，其研究团队来自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主要研究内容是解析EBV编码的miRNA（如BART-miRNAs）抑制肺癌细胞PD-L1表达的机制，研究成果为EBV-miR-BART22通过靶向STAT3基因抑制抗肿瘤免疫，提示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新策略。

17 慢性肺炎衣原体感染与肺癌干细胞特性关联研究

该项研究于2024年发表在《Cancer Research》杂志上，其研究团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主要研究内容是研究肺炎衣原体感染通过激活Wnt/β-catenin通路促进肺癌干细胞增殖，研究成果为感染患者的肺癌组织中CD133+干细胞比例显著升高，靶向Wnt通路可抑制肿瘤复发。

2.3 国内重要研究平台与研究团队

2.3.1感染与肝癌

香港大学医学院袁孟峰教授团队

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北京未来基因诊断高精尖创新中心白凡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肝胆外科赵宏/蔡建强教授团队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鲍莉教授团队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分子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焦宇辰教授团队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沈锡中团队

北京协和医院肝脏外科杜顺达教授团队

2.3.2 感染与宫颈癌

北京协和医院陈飞教授团队

2.3.3 感染与胃癌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流行病学研究团队

福建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团队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科研究团队

复旦大学周兆才、焦石团队

2.3.4 感染与食管癌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微生态与食管癌防治重点实验室

郑州大学省部共建食管癌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胸科医院食管外科团队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曾木圣教授团队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食管癌研究平台赫捷院士团队

2.3.5 感染与肺癌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黄傲/周俭团队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刘芝华教授团队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刘丹教授团队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俊院士和邱满堂团队

中国肺癌防治联盟联合腾讯AI Lab

3. 国内外研究进展比较

3.1 国际发展现状

3.1.1 感染与肝癌

近年来，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国际学界对感染性肝癌的研究逐步深入，尤其是在肝炎病毒（如乙型肝炎病毒HBV和丙型肝炎病毒HCV）引发肝癌的机制、早期筛查、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病毒引发的肝癌机制：科学家们进一步探索了HBV和HCV如何通过慢性肝炎过程引发肝癌。最近的研究发现，HBV通过整合基因组和激活慢性免疫反应，改变肝细胞的代谢状态，这为肝癌的早期检测和干预提供了新的靶点。免疫逃逸与肿瘤微环境：随着肝癌免疫治疗的兴起，肝癌微环境的免疫逃逸机制成为研究热点，研究者通过对免疫抑制性细胞（如Tregs、MDSCs）的研究，揭示了肝癌细胞如何通过改变免疫微环境逃避免疫监视。

国际上针对肝癌早期筛查的技术不断优化，尤其是结合液体活检技术和肝脏影像学检查，如肝脏弹性成像、动态对比增强超声等，能够较为精准地发现早期肝癌。生物标志物的研究在国际上取得了较大进展，miRNA、循环肿瘤DNA（ctDNA）和外泌体标志物等被提议作为筛查肝癌的潜力标志物，这为早期诊断和个性化治疗提供了重要依据。

近年来，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在国际上取得突破。研究表明，抗血管生成药物如索拉非尼和仑伐替尼可以有效延缓晚期肝癌的进展；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PD-1、PD-L1抑制剂）在临床试验中显示出良好的疗效，特别是对肝癌免疫微环境的调节。联合治疗策略（例如靶向治疗与免疫治疗联合使用）也在临床研究中展现出良好的前景，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

3.1.2 感染与宫颈癌

免疫治疗突破：国际研究聚焦免疫疗法和靶向药物，如PD-1抑制剂在晚期宫颈癌中的应用。KEYNOTE-826试验[45]证实，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使复发转移晚期宫颈癌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延长至10.4个月（风险比0.62），FDA已批准其用于PD-L1阳性晚期宫颈癌。KEYNOTE-A18试验证实FIGO2014Ⅲ至Ⅳ期患者从免疫治疗中获益。COMPASSION-16试验是继帕博利珠单抗和阿替利珠单抗后的未复发晚期转移性患者提供了新选择。

靶向药物创新：BEATcc试验[46]中，阿替利珠单抗联合化疗和贝伐珠单抗显著降低全因死亡风险（HR 0.68）。  

3.1.3 感染与胃癌

全球成人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率自1990年前的52.6%显著下降至2015-2022年间的43.9%[17]。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率的下降与胃癌发病率的降低之间存在相关性。据估计，EBV阳性胃癌约占所有胃癌病例总数的2%至20%。EBV阳性胃癌的发生率在全球不同地区有所差异。例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EBV阳性胃癌的发生率为1.3%；在美国，占比为16%；而在文莱，其发生率高达30.9%。在中国，EBV阳性胃癌在胃癌患者中的占比为5.1%至10.6%。

加拿大和英国学者近期发表了根除疗法预防幽门螺杆菌阳性个体胃癌：随机对照试验和观察性研究的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该研究纳入了共有11项在基线无胃肿瘤的H. pylori阳性成人中，根除治疗对胃癌发病率的影响的研究，包括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和观察性研究[47]。对照组在RCTs中接受安慰剂或无根除治疗，在观察性研究中不接受根除治疗。随访时间≥2年。研究估计了胃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相对风险（RR）。对于RCTs，健康H. pylori阳性个体中根除治疗的胃癌RR较低（8项RCTs，0.64；95%置信区间[CI]，0.48-0.84），以及接受内镜黏膜切除（EMR）的H. pylori阳性胃肿瘤患者（3项RCTs，0.52；95% CI，0.38-0.71）。在健康H. pylori阳性个体中，胃癌死亡的RR也较低（5项RCTs，0.78；95% CI，0.62-0.98）。在观察性研究中，基线无胃肿瘤的H. pylori阳性受试者中根除治疗的胃癌未来RR较低（11项研究，0.56；95% CI，0.43-0.73），接受EMR的H. pylori阳性胃肿瘤患者中也较低（2项研究，0.19；95% CI，0.06-0.61）。这项荟萃分析进一步提供了证据，表明在H. pylori阳性个体中进行根除治疗可以预防胃癌，不同设计的研究结果之间具有一致性。

美国学者发现Decitabine处理导致EBV基因组整体低甲基化和开放染色质的全局增加[48]。研究发现EBV基因组包含一个异质的表观遗传状态池，这些状态在Decitabine处理下被侵蚀。特别是在EBV基因组CTCF结合位点和裂解基因转录起始位点周围观察到异质的5mC表观遗传变异模式。Decitabine增加了BHLF1位点的未甲基化表观遗传变异，并在SNU719和YCCEL1中上调了BHLF1表达。这些结果为EBV相关胃癌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潜在靶点。

3.1.4 感染与食管癌

食管癌的发生与多种病原微生物的感染密切相关。最新研究从P. gingivalis感染及口腔微生态失衡、幽门螺杆菌的双向作用、白色念珠菌致基因组损伤等方面，揭示了微生物通过炎症、免疫及代谢异常协同驱动食管癌的机制。

口腔微生态失衡是食管癌潜在的主要危险因素[49]。P. gingivalis等口腔致病菌可通过唾液反流定植食管，代谢产生亚硝胺等致癌化合物，直接损伤DNA并激活AhR/NF-κB信号通路，促进EMT。目前的几项研究评估了口腔或食管微生物组与食管鳞状细胞癌、食管鳞状细胞发育不良（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dysplasia，ESD）、Barrett食管的关系。总之，这些研究表明，口腔细菌群落的组成（例如，普雷沃菌属的丰度）和食管细菌群落（例如梭杆菌属和梭状芽胞杆菌属的丰度）、口腔微生物多样性的降低和食管微生物的丰富度降低可能与ESD和ESCC有关，而革兰阴性食管细菌（主要是链球菌和普雷沃氏菌）比例的变化可能与巴雷特食管有关[50]。

之前的多项研究表明，H. pylori感染可能与食管鳞癌的风险呈负相关。其主要的假设为Hp感染可引起萎缩性胃炎，导致胃酸分泌减少，从而减少胃食管反流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GERD）的发生，而GERD是EAC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因此Hp可能通过这一途径间接保护食管[51]。在一项名为“北欧幽门螺旋杆菌根除项目（NordHePEP）”的多国人群研究中，661,987名成年人在1995–2018年接受幽门螺旋杆菌根除治疗，随访至2019年，发现550例食管腺癌[52]。结果显示，食管腺癌的标准化发病率（SIR）为0.89（95% CI 0.82–0.97），且在治疗后11–24年内SIR降至0.73（95% CI 0.61–0.86），未见增加风险，表明根除治疗在癌症角度上是安全的，以预防胃癌为目的的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不会导致食管腺癌风险增加。

免疫功能正常的个体很少发生食管感染。念珠菌性食管炎往往见于 HIV 携带者或接受抗生素、质子泵抑制剂、免疫抑制剂（如皮质类固醇）和化疗的患者。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注意到念珠菌感染与口腔和食管癌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53]，这项研究纳入了234名贲门失弛缓症患者。中位诊断年龄45岁，随访中位时间13年，发现12%的患者存在食管念珠菌感染，而10%的患者发展为食管癌。进一步分析207名接受2次及以上内窥镜随访的患者，发现食管念珠菌感染（调整后的风险比为8.24）、诊断时年龄（风险比为1.06）及男性性别（风险比为3.34）均独立与食管癌风险增加相关。

3.1.5 感染与肺癌

近年国际研究发现，肺癌发生发展与遗传、表观遗传和环境因素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有关，多种病原体（病毒、细菌、真菌等）可能通过慢性感染、炎症或直接致癌机制参与其中。HPV病毒参与肺癌存在争议，但部分研究提示其可通过E6/E7致癌蛋白、炎症微环境及表观遗传调控等机制参与肺癌发生[54]。EBV病毒在肺癌中检出率较低（约5-10%），但可能通过LMP1信号通路和免疫逃逸机制参与特定亚型（如淋巴上皮瘤样癌）肺癌的发生[55]。相关研究发现，在结核病疾病中，慢性炎症、基因组变化和纤维化被认为是可能促进癌变的重要因素。Gupta研究发现，肺腺癌细胞系A549在与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单核细胞系THP-1共培养后，出现了上皮间质转化相关的形态特征，侵袭性增强[56]。肺炎衣原体可通过多维度机制间接促进肺癌发生，感染激活NF-KB通路释放IL-6、TNF-α等促炎因子，诱导氧化应激（ROS/RNS）并造成DNA损伤；同时，病原体通过劫持宿主细胞周期蛋白（如Cyclin D1）和激活PI3K/Akt通路，导致细胞异常增殖并抑制凋亡（Bcl-2上调）此外，感染重塑免疫微环境，通过诱导Treg细胞、M2型巨噬细胞极化及上调PD-L1表达，促进肿瘤免疫逃逸。幽门螺杆菌也可能通过系统性炎症或交叉抗原反应影响肺癌。

液体活检与循环肿瘤DNA（ctDNA）结合微生物组分析通过检测血液中的ctDNA和病原体DNA（如病毒、细菌），结合NGS检测肺癌驱动基因突变（如EGFR）和病原体特异性序列（如HPV、EBV），实现肺癌与感染的同步诊断[57]。多重PCR与数字PCR（dPCR）可同时检测肺癌相关基因突变和病原体核酸（如结核分枝杆菌、HPV），具有高灵敏度和低样本需求的优势[58]。影像学与人工智能（AI）整合技术区分感染性结节与恶性结节的准确率达92%。

国际研究在感染相关肺癌的治疗策略上取得了显著突破，针对不同病原体提出了多维度干预方案，例如，针对HPV相关肺癌，CRISPR-Cas9靶向敲除E6/E7基因联合PD-1抑制剂可显著提升客观缓解率（ORR 45%）[59]；EBV阳性肺癌则通过LMP1特异性CAR-T细胞疗法联合PD-L1抑制剂延长无进展生存期（中位PFS 12.1个月）[60]。针对结核感染相关肺癌，化疗期间联用利福平/异烟肼可降低复发风险（HR=0.62）[61]，而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通过调节Th17/Treg平衡增强PD-1抑制剂疗效（ORR提高30%）[62]。此外，微生物组调节通过激活CD8+ T细胞逆转免疫治疗耐药性，抗真菌药物（伏立康唑）则通过抑制IL-1β分泌逆转EGFR-TKI耐药[63]。疫苗开发方面，九价HPV疫苗降低HPV相关肺癌风险67%。

3.2 国际重大研究计划和重大研究项目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肝癌项目

全球肝炎联盟（GHV）及世界卫生组织（WHO）项目

欧洲肝癌研究联盟（EHCC）

WHO《加速消除宫颈癌全球战略》

全球HPV疫苗实施计划（GAP）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领导的国际EBV胃癌联盟（NCI-International EBV-Gastric Cancer Consortium）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研究人员构建的EBV胃癌资源（The EBV Gastric Cancer Resource，EBV-GCR）。

癌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癌症筛查研究网络（CSRN）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IARC）

美国NCI“感染驱动肺癌的免疫治疗优化计划”

欧盟Horizon Europe“肺癌-感染交互网络”（LION计划）

全球结核与肺癌联盟（GTLC）“SHIELD试验”

3.3 我国研究现存优势与不足

3.3.1 存在的优势

我国在肝炎相关癌症、宫颈癌、幽门螺杆菌及肺癌研究中成果显著。

在肝炎防控方面，我国政府采取了积极措施，如大规模的乙肝疫苗接种计划，使得乙肝病毒携带率逐年降低，为控制因肝炎引发的肝癌提供了保障。我国在肝癌的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数据积累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尤其是在慢性乙型肝炎的高发区域，广泛的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样本库为肝癌的发生机制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同时，我国将中医药与现代医学治疗相结合，在肝癌的辅助治疗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中药抗肿瘤药物的应用在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延缓病程方面展现了一定的潜力。

在宫颈癌方面，①筛查技术不断创新：除了传统的细胞学检查、HPV 检测等筛查方法，基因甲基化检测等新技术不断涌现。如 2021年国际癌症研究所（IARC）推荐将甲基化检测作为子宫颈癌癌前病变阶段的分流手段，有助于减少临床上漏诊或过度治疗的情况。②多学科协作加强：越来越多的研究团队联合流行病学、妇科肿瘤学、细胞病理学等多领域专家，共同开展感染性宫颈癌的研究，从不同角度探索宫颈癌的发病机制、防控策略等。③关注特定人群和地区：研究逐渐重视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宫颈癌发病的差异。例如认识到我国农村地区、卫生资源不足地区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以及年轻女性 HPV 感染率上升等问题，开始针对这些特定人群和地区制定个性化的防控方案。④防控策略逐渐完善：从国家层面到地方，都在不断完善宫颈癌的综合防治工作机制。例如 2023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多部门启动实施加速消除宫颈癌的行动，强调一级预防（健康教育、HPV 疫苗接种）、二级预防（宫颈癌筛查、癌前病变治疗）和三级预防（临床治疗、健康管理和康复支持）的综合策略。

在幽门螺杆菌与胃癌关系的研究方面，明确了其感染是胃癌的重要病因，其分泌的毒力因子可导致细胞损伤和免疫反应调节，进而引发胃癌。同时，幽门螺杆菌感染可改变胃内微生态，诱导炎症相关癌症。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为大规模的幽门螺杆菌筛查和根除实验提供了有利条件，为胃癌预防提供了有力证据。此外，我国在诊断技术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如液体活检技术检测循环肿瘤DNA可监测新辅助化疗的反应和预后，代谢指纹技术提高了胃癌的早期诊断率。在治疗方案上，我国探索出了CEACAR-T治疗技术和Cadonilimab双抗联合化疗方案等潜力巨大的治疗方案，并在药物研发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在肺癌感染管理方面，我国在传统中医药的辅助作用、大规模抗感染治疗的实施以及政府对肺癌感染问题的重视等方面具有优势。我国的医疗体系在应对肺癌合并感染的问题上，通过综合利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强化抗感染措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此外，中国政府对肺癌及其相关感染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促进了肺癌感染管理水平的提高。

3.3.2 存在的不足

在肝癌研究方面，尽管我国肝癌的早期筛查研究已有一定进展，但尚未形成广泛普及的筛查体系，尤其是在基层医院，先进的影像学检查和生物标志物应用尚不普及，导致很多患者未能及时发现病情。我国在肝癌个性化治疗领域的研究相较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差距。尽管靶向药物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临床试验在国内逐步展开，但整体创新药物的研发和应用仍存在一定滞后。我国在肝癌免疫治疗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虽然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已逐步引入临床，但与欧美等国家相比，免疫治疗的临床研究和实际应用仍然不够广泛。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多数研究仍局限于单一病原体或信号通路，缺乏对多微生物协同作用及宿主-微生物互作网络的系统解析；基础研究发现的新型生物标志物尚未实现临床验证，针对感染介导的化疗耐药策略仍停留于细胞实验阶段，术后感染管理指南缺乏基于中国人群的循证医学证据；

在宫颈癌研究方面，仍有诸多局限性。筛查覆盖率不足：部分地区尤其是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农村和偏远地区，筛查服务的可及性较低，很多女性未能及时接受筛查。我国 35-44 岁女性筛查率仅在 30%-40%，与世卫组织目标 70% 有较大差距。筛查技术有局限性：现有的筛查方法如细胞学检查、HPV检测等，可能存在一定的假阴性或假阳性结果，影响筛查的准确性，导致部分患者漏诊或误诊。HPV疫苗接种问题：疫苗在中国引入时间较晚，整体疫苗接种覆盖率仍有待提高，且存在供应限制、社会经济障碍以及公众对疫苗的犹豫态度等问题，影响了疫苗在预防宫颈癌方面作用的充分发挥。随访和管理不完善：对于筛查出异常的患者，后续的随访和管理可能不够规范和系统，导致部分患者未能及时得到有效的治疗，影响治疗效果和预后。科普教育不足：公众对宫颈癌的认知，特别是对HPV疫苗接种和宫颈癌筛查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够，科普教育工作有待加强，难以形成主动预防的意识和行为。专业人才短缺：基层地区缺乏足够的具备宫颈癌筛查、诊断和治疗能力的专业人才，如细胞病理学医生和阴道镜检查医生等，限制了宫颈癌防控工作的有效开展。

尽管我国在幽门螺杆菌的研究较为深入，但对于其他非幽门螺杆菌微生物与胃癌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如胃内真菌、古菌和病毒等对胃癌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部分研究样本量较小，且多为观察性研究，缺乏统一的标准流程和更高分辨率的微生物基因测序分析技术，导致不同研究之间的异质性较大，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可比性。此外，我国在将微生物与胃癌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临床应用方面还存在不足，如开发基于微生物标志物的无创、易行且廉价的胃癌检测方法尚未广泛普及。在微生物与胃癌研究领域，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相对较少，不利于及时了解国际最新研究动态和先进技术，限制了中国在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食管癌高发区的感染流行病学数据较丰富，但西部地区研究匮乏，多数队列样本量较小，限制结论普适性；尽管多组学技术已初步应用，但微生物组与代谢组、免疫微环境的动态关联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针对感染-肿瘤-免疫轴的治疗策略尚未开展临床试验。

在肺癌感染管理方面，我国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特别是在感染预防措施的落实、临床感染诊断水平的提升以及医疗人员培训与知识普及等方面。肺癌患者因免疫抑制状态容易合并肺部感染，而感染的发生不仅增加了患者的死亡风险，还会影响治疗效果，降低生活质量。因此，针对肺癌感染管理中的不足，亟需加以改进和解决。

【主编】

高社干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周云芝   应急总医院

赵建夫   暨南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刘振华   福建省立医院

鲁智豪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王晓燕   山西省肿瘤医院

【副主编】

陈小兵   河南省肿瘤医院

贾瑞诺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居来提.艾尼瓦尔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罗 玲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朴红梅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乔 坤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编委】（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 昊   兰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高思萌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谷变利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侯小华   迁安市人民医院

黄 艳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

贾国霞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廖 婕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柳晓素   山西省肿瘤医院

任 卉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石林林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苏志雄   福建省立医院

孙智婷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陶筱婷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王建正   河南省肿瘤医院

王晶晶   应急总医院

王立红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王知广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阳 昊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张桂枫   福建省立医院

张军千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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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向上滑动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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