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癌协会

概述

儿童肿瘤主要分为血液肿瘤和实体肿瘤两大类。儿童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是一类起源于造血系统的肿瘤性疾病，严重地威胁儿童及家庭的身心健康。《国家儿童肿瘤监测年报（2022）》显示：2019-2020我国儿童肿瘤平均发病率为125.72/百万，前三位疾病中两种为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即白血病和淋巴瘤[1]。按照儿童肿瘤的年龄标化发病率：我国儿童白血病发病率为35.6/百万，淋巴瘤6.4/百万，尤以急性白血病更多见。儿童恶性实体肿瘤主要包括神经母细胞瘤、横纹肌肉瘤、骨肿瘤、肾母细胞瘤、肝母细胞瘤、颅外生殖细胞瘤、视网膜母细胞瘤以及脑肿瘤等。这些肿瘤通常具有生长迅速、侵袭性强和易转移等的特点，对儿童的健康和生命造成严重威胁。规范儿童肿瘤疾病诊治流程，进一步提高疗效，改善患儿生存质量，是关系到肿瘤患儿生存及生活质量的重大民生问题。

近年来，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儿童肿瘤的诊断和治疗取得了长足进展。神经母细胞瘤作为婴儿最常见的肿瘤和儿童常见肿瘤，其治疗策略已经从传统的手术、化疗和放疗逐渐转向针对特定靶点和基因突变的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同时，肾母细胞瘤、肝母细胞瘤、脑肿瘤等其他恶性实体瘤的诊断和治疗也取得了重要突破，使得患儿的生存率和生存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国内多中心临床试验的开展和高水平研究结果的发表，也显著提高了我国儿童血液肿瘤疾病的诊疗水平。

在诊断与疾病分类方面，随着病理学、影像学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儿童恶性肿瘤的病理分型和诊断准确性得到了显著提高。这为精准医疗的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持，使得治疗方案更加个性化和精准化。

在全球范围内，针对儿童恶性肿瘤的研究持续深入，新靶点的发现和新药物的开发不断取得突破。这些进展为改善患儿的生存率和生存质量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但仍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瓶颈问题，如区域诊疗水平尚存在很大差异，难治/复发肿瘤缺乏规范治疗方案，新药及新型免疫治疗应用的适应症及最佳时机等仍有待于进一步商拓。

本报告旨在概述儿童常见恶性肿瘤的病种、特性、治疗策略的演进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通过深入总结这一领域的最新进展和挑战，为患儿提供更加有效的治疗方案和更好的生存机会。

3. 国内外研究进展比较

3.1 国内外儿童肿瘤学科发展现状

3.1.1 国内外儿童血液肿瘤学科发展现状

随着化疗方案的日臻成熟，儿童血液肿瘤的预后明显改善，但近年来预后改善的速度有所放缓。然而免疫治疗的不断涌现为儿童血液肿瘤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手段。近年来免疫疗法在ALL、淋巴瘤治疗中取得巨大的进展，迄今已经发现多个治疗靶点，如CD22、CD19、CD38、CD5、CD7等，并研发出一系列新型免疫治疗药物及细胞产品。目前临床可及的免疫疗法主要包括CD3-CD1双特异性抗体（BiTE）、CD22-抗体耦联药物（ADC）-奥加伊妥珠单抗（INO单抗）及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治疗（CAR-T）。2014年继首次报道BiTE在成人难治/复发（R/R）B细胞型ALL临床研究取得较好疗效，2016年 BiTE I/II期临床试验（205研究）[53]确定了儿童爬坡剂量并验证其疗效及安全性，在高肿瘤负荷R/R B-ALL 患儿BiTE 爬坡剂量为第一周5ug/m2/d，接下来3周加量至15ug/m2/d，经过2个疗程39%患儿获得形态学 CR ，52%为MRD转阴。同年BiTE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获批用于儿童R/R Ph- B-ALL治疗。2020、2021相继发表同情用药试验（RIALTO）[54]、比较BiTE与常规化疗在儿童高危、中高危首次复发患者疗效III期临床研究（215研究）（COG AALL1331研究）[55,56]，证实BiTE在儿童R/R B-ALL 具有较好的疗效及安全性，2022年5月我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批准BiTE用于儿童R/R B-ALL。随着病例数及治疗经验的不断积累，BiTE治疗端口不断前移，2022在美国血液学年会（ASH）有学者报道：BiTE用于一线化疗不耐受及MRD阳性患者，1疗程MRD转阴率高达94%且耐受性良好，无3-4级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发生[57]。2023年欧洲血液学年会（EHA）我国单中心一项单臂单中心开放研究，评估BiTE在初诊中/高危 B-ALL 诱导结束第46天MRD阳性患者疗效，入组9例患者均达到MRD转阴，无3-4级CRS发生[58]。Queudeville等[59]研究汇总了5项BiTE单药治疗R/R B-ALL临床数据，其中儿童166例，结果显示治疗前肿瘤负荷≥50%的不论从反应率及生存期都明显低于肿瘤负荷较低患者，因此建议BiTE更适合用于肿瘤负荷较低患者可以充分发挥其抗肿瘤活性。

INO单抗是首个获批用于治疗R/R B-ALL的 ADC药物，在儿童R/R B-ALL 一项同情用药研究，51例患者CR者达67%，其中71%可达MRD转阴[60]。欧洲开展的一项多中心单臂临床研究[61]评估INO单抗单药用于治疗儿童 R/R CD22+B-ALL，总体反应率（ORR）81.5%，MRD转阴率达81.8%, 1年OS 为55.1% ，肝窦阻塞综合征（SOS）是INO单抗最突出不良反应，此项研究SOS发生率为25.9%。

CAR-T是目前用于ALL最常见并且有效的细胞免疫治疗手段，常用的治疗儿童ALL的CAR-T产品包括CD19、CD22、CD19-CD22双靶点、CD7自体及通用型 CAR-T等等。最初全球多中心临床研究(ELIANA）[62]证实CAR-T用于儿童和年轻成人的疗效及安全性，ORR及MRD转阴率均为81%，6月、12月OS分别为 90%、76%， CAR-T治疗后是否桥接造血 HSCT ，国外研究有不同的声音，有研究认为CAR-T治疗后应尽早进行HSCT[63-65]，然而Park et al[66]研究结果表明CAR-T后是否桥接HSCT并不影响患者 EFS 。在我国儿童R/R B-ALL临床实践中多建议CAR-T后3-6月桥接HSCT，是否可获得显著生存获益尚需开展进一步前瞻性临床研究。对于单纯B-ALL髓外复发或者骨髓联合髓外复发的患者，CAR-T细胞可以透过血脑屏障或者血睾屏障发挥杀伤肿瘤细胞，但是对于中枢神经系统复发高肿瘤负荷患者建议先予腰穿鞘注联合全身化疗降低肿瘤负荷后再行CAR-T治疗，这样可有效降低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发生。对于B-ALL单纯睾丸复发的患者优先推荐CAR-T治疗，不仅免除了化疗及手术切除的痛苦，而且能够最大程度的维持患儿正常生理功能[67,68]。CD7 CAR-T来源目前主要有三种，各有优劣：自体CAR-T取材与肿瘤状态密切相关，安全性高但肿瘤细胞污染可能性大；供者CAR-T 取材便利但诱发排异反应的风险较高；目前通用型CAR-T应用广泛，安全性可控，疗效尚需进一步观察。目前CAR-T在R/R 急性髓系白血病（R/R-AML）的疗效不佳，主要原因为缺乏理想靶点，且髓系功能受损缺乏相应的替代治疗。目前除了CD33或CD123 CAR-T临床研究外还有CLL1靶点。CLL1的特异性较CD123、CD33等相对更高，研究结果表明，CLL1 CAR-T治疗儿童R/R-AML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选择，但初步结果显示后续桥接HSCT可能更为有益[69]。

3.1.2 国内外儿童实体肿瘤学科发展现状

近年来，儿童肿瘤学科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基础研究的深入以及技术创新推动了诊疗手段的革新，为儿童肿瘤患者带来了更好的生存机会和生活质量。外科手术在儿童实体肿瘤治疗中作用关键、必不可少；然而，既往缺乏全面的术前评估和治疗模式；缺乏成体系的手术理论和创新性技术支撑，因此手术难度大、安全性差、术中术后并发症常见、器官损伤常见、肿瘤学预后差、幸存者生活质量不佳；为此，针对既往儿童实体肿瘤手术治疗中遇到的困境和痛点，近10年来，在中国工程院相关课题的资助及张金哲院士的指导下，国内团队积极探索，在国内率先建立及完善儿童实体肿瘤术前评估体系、探索和优化术前辅助治疗模式、形成并革新包括无血、无瘤、器官保存等手术技术理论、摸索及尝试微创外科及其他术中辅助新技术的创新性应用；逐渐形成了小儿实体肿瘤无血无瘤器官保存手术理论与技术创新体系，并在以神经母细胞瘤、肝母细胞瘤、胰腺肿瘤、肾母细胞瘤、软组织肉瘤、生殖细胞肿瘤等为代表的儿童实体肿瘤手术中得以应用，手术安全性不断提高、疗效确切、生存率及生活质量大幅度上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王焕民教授团队进行的无血手术研究，获得了北京医学科技二等奖和华夏医学科技三等奖。

放疗是儿童肿瘤常见且重要的治疗方式。儿童实体肿瘤，需要接受放疗的包括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尤文肉瘤、肾母细胞瘤、神经母细胞瘤、横纹肌肉瘤等。今年，美国圣裘德儿童医院评估了接受有限性的手术切除，术后联合质子放疗的儿童、青少年[70]颅咽管瘤患者的无进展生存率和总生存率，发现质子治疗和光子治疗在无进展生存率或总生存率方面没有差异，质子治疗并没有改善儿童和青少年颅咽管瘤患者的生存结果，严重并发症发生率相似[71]。国外另一团队则通过分析和比较放射治疗（RT）的适应证、剂量和应用方法，以及它们对局部横纹肌肉瘤（RMS）患儿预后的影响，提示对于不同横纹肌肉瘤IRS分级的患儿，是否需要放疗以及推荐放射剂量可能不同[71]。

随着基因测序技术的发展，儿童肿瘤的分子机制得到了更深入的解析。越来越多的基因突变和染色体异常与儿童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这为精准诊断和治疗提供了重要依据。例如，针对某些特定基因突变的靶向药物已经在临床试验中取得了显著疗效，为儿童肿瘤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NTRK 基因融合见于多种成人和儿童恶性肿瘤，是这些肿瘤的致癌驱动因素[72,73]。拉罗替尼和恩曲替尼是第一代TRK抑制药物，与TRK可逆性结合，阻止TRK融合蛋白非配体依赖性组成型 激活的实体瘤生长。司美替尼即是选择性MEK抑制剂。用于不 能手术的 NF1 相关丛状神经纤维瘤 （PNF） 儿童，70% 左右的患儿肿瘤缩小[74]，对ALK阳性神经母细胞瘤患儿而言，劳拉替尼被报道可提高客观应答率[75]。

免疫治疗在儿童肿瘤领域也具有潜在应用价值。与传统的化疗和放疗相比，免疫治疗具有更高的特异性和更低的副作用，为儿童肿瘤患者带来了更好的生存机会。例如，针对某些儿童神经母细胞瘤的GD2已经在临床试验中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效果。抗GD2抗体的免疫疗法使Ⅳ期神经 母细胞瘤的治疗效果明显提高[12,76]。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ICIs 特 异 性 与 PD-1、 CTLA4、PD-L1 和其他免疫检查点分子结合，可以有效地阻止肿瘤生长和促进肿瘤消退，临床试验结果表明单药疗效在儿童实体肿瘤中受限，但安全性尚可[77]。另有研究表明可在患有与种系错配修复缺陷相关的实体肿瘤的儿童中诱导肿瘤消退[78]。除了治疗方法的革新，儿童肿瘤学科领域还在风险评估、早期诊断和疗效评估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通过循环肿瘤标志物检测等手段，医生可以更早地发现肿瘤、更准确地评估病情，从而制定出更合理的治疗方案[79-81]。然而，儿童肿瘤学科领域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儿童肿瘤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对医疗资源和社会保障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新型治疗方法的成本较高，使得部分患者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治疗。因此，需要政府、社会和医疗机构共同努力，推动儿童肿瘤学科领域的持续发展，为儿童肿瘤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和支持。

3.1.3 国际儿童肿瘤新技术发展现状

随着基因测序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基因突变和染色体异常被发现，且与儿童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这为精准诊断、分层和精准治疗提供了重要依据。如血液肿瘤方面，目前儿童血液肿瘤的发展主要聚焦的方向之一即MRD检测及预后分层的进一步细化。迄今临床用于儿童 ALL 诊断和MRD评估的常用方法包括多参数流式细胞术（multi-parameter flow cytometry, MFC）和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PCR）。近年来，有国外研究团队针对ALL MRD监测采用免疫球蛋白/T细胞受体基因重排（IG/TR）的二代测序技术（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通常MFC的敏感度为10-4，qPCR 为10-5，而NGS可以达到10-6，相较于MFC和qPCR ，NGS监测MRD灵敏度更高，应用范围更广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对极低肿瘤负荷MFC阴性而qPCR MRD阳性的患者进行更准确的风险预测[82]；2. 高危患者使用NGS可早期识别有复发风险的人群[83]。3. NGS-MRD持续阴性预示患者累计复发率（CIR）低且总生存期（OS）更长。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ctDNA)是患者外周血带有肿瘤特异性突变或表观遗传学改变DNA片段，半衰期为16分钟到数小时，能准确反映肿瘤最新状态[84,85]。2017年Paul Yeh等[86]及2019年Nakamura等[87]发表两项研究结果均证实骨髓DNA和外周血ctDNA基因组异质性高度一致性，因此，利用数字PCR（ddPCR）及NGS检测外周血ctDNA可作为儿童AL MRD监测的重要手段。目前ctDNA检测尚在临床研究阶段，但是由于选取外周血作为检测标本，可及性强，患儿接受程度高，有望成为儿童血液肿瘤MRD监测的替代手段[88]。

3.2 国际重大研究计划和重大研究项目

3.2.1 国际儿童血液肿瘤重大研究项目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目前儿童血液肿瘤的发展主要聚焦在以下三个方向：肿瘤靶向药物运用、免疫疗法以及MRD检测及预后分层的进一步细化。临床前研究显示BCL2选择性抑制剂维奈克拉可诱导AML细胞凋亡，有望成为R/R AML极具治疗前景的靶向药物之一，此外高三尖酯碱联合维奈克拉、维奈克拉联合阿扎胞苷、FLT3抑制剂、IDH1/IDH2抑制剂、MEK抑制剂等等也都将成为今后儿童AML不同亚型的重要靶向治疗药物。免疫疗法主要包括一系列CART、BiTE以及INO单抗等进一步扩大适应症的临床试验研究。NGS-MRD监测手段可有效提高肿瘤细胞检出率，在儿童AL预后预测作用明确，未来将有望成为儿童AL疗效评估的重要手段。

3.2.2 国际儿童血液肿瘤重大研究计划

血液肿瘤进入精准诊疗新时代，儿童血液肿瘤重大研究计划分三个层次：第一，临床前基础研究探索血液肿瘤耐药机制及治疗新靶点；采用多组学研究方法进一步探究儿童血液肿瘤发病及耐药机制，揭示重要基因及通路在血液肿瘤细胞发生及分化过程的关键作用，从而阐明其在肿瘤发生及耐药过程中的生物学作用，为儿童血液肿瘤提供治疗新靶点及干预新策略。第二，药物基因组学研究助力个体化精准治疗；通过药物敏感性检测结合AL体细胞基因组景观全面刻画白血病体外药物反应谱和体内早期治疗反应间关系，为儿童AL个体化精准治疗提供依据。第三，血液肿瘤患儿长期生存质量及社会能力研究。国际儿童癌症结果项目研发了针对常见儿童癌症类型的核心健康相关结果集为儿童医疗质量评价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指标。

3.2.3 国际儿童实体肿瘤重大研究项目

（1）Pediatric Cancer Dependencies Accelerator（PedDep Accelerator）：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博德（Broad）研究所、丹娜法伯（Dana-Farber）癌症研究所与圣裘德（St. Jude）儿童医院共同推动的合作项目。该项目旨在利用基因组编辑技术寻找儿童肿瘤的特点，分析遗传学、表观遗传学特征，寻找有效联合治疗方案，并发展数据挖掘和信息技术。

（2）癌症大挑战计划：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和英国癌症研究基金会（Cancer Research UK）联合推出的计划，其中包括针对儿童实体瘤驱动基因的靶向治疗研究，目的是寻找新疗法以改善生存率并减少副作用。

3.2.4 国际儿童实体肿瘤重大研究计划

（1）美国MATCH研究：2015年7月，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NCI）启动了一项大规模的临床试验——选择治疗方案的分子分析（Molecular Analysis for Therapy Choice，MATCH），动用全美的卫生资源将抗癌药物与肿瘤的基因特征相匹配，探索分子水平的异常是否能有效指导抗癌药物的选择，向更好地利用靶向药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2）Zero Childhood Cancer：一项由儿童癌症研究所和悉尼Randwick儿童医院癌症中心倡导的精准医学计划。该计划通过基因测序确定每位小患者的癌症分子和遗传特征，并为其制定个性化的诊疗方案。该计划旨在从根本上改变未来癌症的治疗方法。

（3）MAPPYACTS（NCT02613962）是由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研究团队领导的一项国际前瞻性精准医学临床试验，旨在绘制儿童和青少年患者复发/难治性恶性肿瘤的分子谱，以指导癌症在复发/难治情况下最适合的挽救性治疗方案。MAPPYACTS主要利用全外显子组测序（WES）和转录组测序（RNA-seq），根据复发时患者的肿瘤分子谱确定合适的个性化匹配靶向治疗方案，并对其治疗效果进行评估。此外，MAPPYACTS还探索了循环细胞游离DNA（cfDNA）作为一项非侵入式辅助手段评估肿瘤相关基因组变化的可行性。

3.3 我国研究现存优势与不足

3.3.1 儿童血液肿瘤研究存在的优势

近年来，国内儿童血液肿瘤三大协作组中国抗癌协会儿童肿瘤协作组（CCCG），中国儿童白血病协作组（CCLG），华南儿童癌症协作组（SCCCG）研究结果相继在国内外报道，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CCCG-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5年无事件生存率（EFS）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低危组 90.2-90.3%；中危组80.8-82.8%）[89]。根据CCCG-2015方案维持治疗期随机对照研究结果取消2020方案低危组ALL7个周期长春新碱、地塞米松（VP）治疗，为进一步降低低危组患儿药物毒性提高生存质量做出有益的探索。2023年广东-ALL-2008[90]发布VP脉冲治疗在儿童ALL多中心随机对照Ⅲ期临床研究结果，该研究经过长达十年随访进一步证实：儿童高危ALL可以通过VP脉冲治疗生存获益，而标危组及中危组去除VP脉冲治疗并不影响预后。这些研究结果再次为危险度较低ALL患儿取消维持期VP脉冲治疗提供了临床依据。CCCG协作组对[91]费城染色体阳性（Ph+）-ALL采用达沙替尼、伊马替尼随机对照研究并证实达沙替尼治疗组（80mg/m2）生存率明显优于伊马替尼300mg/m2 （4年EFS:71.0%比 48.9%，P=0.007；4年OS :88.4%比69.2%，P=0.04），4年复发率显著降低。2023年CCLG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AML）全国多中心研究结果发表：高三尖酯碱（HTT,H）联合柔红霉素（DNR,D）、阿糖胞苷（Ara-c, A）（HAD方案）诱导缓解治疗初诊及R/R AML完全缓解率（CR）及生存率明显优于DNR、Ara-c联合依托泊苷（VP-16，E）（DAE）（CR 79.9%比73.9%，P=0.014；3年OS 69.2% 比62.8%，P=0.025；3年 EFS 61.1%比53.4%，P=0.022）[92]。CCLG-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2016方案研究结果表明砷剂联合全反式维甲酸（ATRA）是儿童APL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2年EFS可达90%以上[93]。SCCLG-APL 2011 开展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中期结果表明[94]复方黄黛片在儿童APL疗效及安全性与砷剂相当，2组5年预期EFS均达到100%。近期有国内研究团队[95]在儿童血液肿瘤微小残留病（MRD）监测领域开展了创新性工作，该研究通过二代测序技术（NGS）监测MRD甄别出高达26.2%的诱导治疗后高危病例，为白血病危险度分层、个体化治疗提供了敏感检测手段。国内部分中心已开始尝试NGS方法监测ALL MRD，但NGS技术在国内应用时间较短，通常由第三方检测机构完成，质控标准一致性不强且价格比较昂贵，检测周期较长，还需进一步标准化才有望推广应用。诱导治疗期流式细胞术检测MRD与预后紧密相关，CCCG-2015方案的大样本研究为这一成熟技术的应用提供了有力的依据[118]。此外还有关于特殊融合基因类型，髓系白血病危险度分层预后积分系统，白血病患儿生活质量以及白血病发生、药物反应以及复发耐药机制研究等等相继发表，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学者在儿童血液肿瘤领域的声音。未来继续开展全国多中心协作、提倡诊治流程的同质化管理对于我国儿童血液肿瘤整体诊治水平提高、儿童肿瘤患儿生存质量改善意义重大。

3.3.2 儿童血液肿瘤研究存在的不足

1. 诊疗资源分布不均：我国地区间医疗卫生水平有差异，西部等部分地区儿科医生，尤其是儿童血液专科医生稀缺。这致使许多医院肿瘤中心难以实现各项治疗环节的无缝衔接，患儿跨区就医比例高，这不仅增加患儿家庭负担，还影响及时、规范治疗。

2. 精准分层与治疗研究不足：虽然当前有危险度分层指标，但仍不够细化。对不同患儿个体差异，如基因、代谢等层面与疾病关联研究不深入，导致难以实现更精准的个体化治疗。在微小残留病（MRD）指导下的个体化治疗方案，也需进一步优化，以提高治疗效果、减少副作用。

3. 高水平临床研究数量有限：尽管相关临床研究项目有所增加，但与临床需求相比远远不够。由于儿童血液肿瘤发病率低、群体规模小，开展研究难度大，目前高水平的多中心协作临床研究较少，限制新疗法、新药物的探索和推广，影响整体诊疗水平提升。

4. 新药研发困难重重：儿童肿瘤药物研发面临诸多难题，如发病率低、社会关注度低、相关临床研究数据少，药企科研投入积极性不高。且现有的部分药物并非专门为儿童研发，在剂量调整和副作用控制上存在挑战，严重制约儿童血液肿瘤治疗效果的提升。

3.3.3 儿童实体肿瘤研究存在的优势

庞大的患者群体与丰富的疾病谱：我国拥有庞大的儿童人口基数，因此儿童实体肿瘤的患病人数也相对较多。这使得我国在开展儿童实体肿瘤的研究时，能够积累丰富的临床数据和样本资源。同时，由于儿童实体肿瘤的疾病谱广泛，涵盖了多种不同类型的肿瘤，这为我国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儿童实体肿瘤的发生、发展机制和制定有效的治疗策略。

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近年来，我国在医疗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包括手术、放疗、化疗以及免疫治疗等。这些技术的进步为儿童实体肿瘤的治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也提高了治疗效果。同时，随着基因测序、生物信息学等技术的发展，我国的研究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儿童实体肿瘤的分子机制，为精准治疗提供了可能。

多学科协作与综合治疗模式：儿童实体肿瘤的治疗需要多学科的协作，包括外科、肿瘤科、放射科、病理科等。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构开始建立多学科协作团队，共同制定治疗方案，提高治疗效果。同时，综合治疗模式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包括手术联合化疗、放疗、免疫治疗等，这有助于提高患儿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3.3.4 儿童实体肿瘤研究存在的不足

基础研究相对薄弱：尽管我国在儿童实体肿瘤的临床治疗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在基础研究方面仍然相对薄弱。对于儿童实体肿瘤的发病机制、分子靶点等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这限制了我国在精准治疗和新药研发方面的进展。

临床治疗规范化一线治疗能力有限：由于缺乏规范的儿童肿瘤专科医生培养制度和体系，导致一些儿童肿瘤中心没有很好落实规范的一线标准治疗，导致真实世界研究中，我国儿童肿瘤生存率与欧美国家有较明显差距。

临床数据共享与利用不足：目前，我国儿童实体肿瘤的临床数据共享和利用程度仍然较低。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数据互通和协作不足，导致大量有价值的临床数据无法得到充分利用。这限制了我国在儿童实体肿瘤研究方面的深度和广度。

创新药物和治疗手段缺乏：尽管我国在医疗技术方面取得了进步，但在创新药物和治疗手段方面仍然缺乏。目前，许多儿童实体肿瘤的治疗仍然依赖于传统的化疗和放疗手段，而这些手段往往存在较大的副作用和耐药性问题。因此，开发新的创新药物和治疗手段是我国在儿童实体肿瘤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科普宣传与早期筛查不足：儿童实体肿瘤的早期发现和治疗对于提高患儿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至关重要。然而，目前我国在科普宣传和早期筛查方面的投入仍然不足。许多家长和儿童对于儿童实体肿瘤的认识不够深入，缺乏早期筛查的意识和方法。这导致许多患儿在确诊时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因此，加强科普宣传和早期筛查是我国在儿童实体肿瘤领域需要重视的问题之一。

【主编】

王焕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竺晓凡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高怡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汤永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赵 强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张翼鷟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副主编】

徐晓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黎 阳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金润铭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高 亚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闫 杰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秦 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王 珊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黄东生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同仁医院

【编委】（按姓氏拼音排序）

杨文钰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徐 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李 杰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成海燕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李璋琳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苏 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施诚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汤静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殷敏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陈 静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姜大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吕志宝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市儿童医院

蒋莎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市儿童医院

蔡娇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张安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钟玉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汪 健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胡邵燕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王金湖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杨 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王珍妮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张 谊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同仁医院

蒋马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袁晓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杨 深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郑胡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彭晓敏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熊稀霖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周 芬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段 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阙 旖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朱富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万 扬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靳 燕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沈树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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