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医科大学靶向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薛江辉
近期，我有幸参与了中国抗癌协会（CACA）主办的“前沿播”两期线上学术活动，两次线上会议分别聚焦“直肠癌微创手术（taTME）”以及“溶瘤病毒治疗晚期癌症”两大主题。这两场会议尽管聚焦于不同的领域，却殊途同归，共同彰显了我国在肿瘤治疗技术创新上的崭新里程碑，使我深切地领悟到了“整合医学”理念在抗癌征途中的核心意义。
首先在最近的CACA前沿播第二期线上会议中，中山大学康亮教授团队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广泛关注。他们领导的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TaLaR研究）是全球首个关于taTME（经肛全直肠系膜切除术）的RCT研究，该研究在2024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公布了三年的长期随访生存结果。研究显示，taTME手术不仅在3年无病生存率（DFS）方面与传统腹腔镜手术相当，而且在减少术中出血、术后并发症以及提升保肛率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这种手术通过“从下往上”的操作路径，精准处理盆底结构，既保护了患者的神经功能，又解决了骨盆狭窄患者的手术难题。简单来说，taTME让患者创伤更小、恢复更快，甚至能更好地保留肛门功能—这对患者的生活质量意义尤为重大。
再来回溯CACA前沿播第一期赵永祥教授团队关于溶瘤病毒治疗难治性癌症的研究同样令人振奋。该团队的研究人员通过基因工程改造新城疫病毒（NDV-GT），使其携带“猪α1,3GT糖分子”作为“导航标记”，使其能精准识别并攻击癌细胞，同时激活人体免疫系统。在一项针对晚期耐药癌症患者的临床试验中，90%的患者经历了疾病控制，且未观察到严重的不良反应或明显的免疫中和抗体生成。这让我想到那些对化疗、靶向药均无效的患者—溶瘤病毒或许能为他们打开一扇希望之窗。
无论是创新的taTME手术还是前沿的溶瘤病毒疗法，它们的每一次成功都深深烙印着多学科团队协作的印记。樊代明院士在两期会议中反复强调：“现代医学”已不能单打独斗。例如，taTME手术需要外科医生、影像科专家和麻醉团队的紧密配合，确保手术精准安全；溶瘤病毒治疗亦需基因工程、免疫学、临床医学、影像科等多学科的共同合作，从分子机制到临床实践、从疗效评估到个性化用药，每一步都需要跨学科智慧的碰撞融合。
更令我触动的是，这两期内容无不深刻体现了对患者‘身心双重关怀’这一理念的深切重视。康亮教授团队的taTME术式将术后排尿障碍发生率降至3.2%，且显著减少了术中出血和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以及明显提升保肛率，旨在提升患者生活质量；而赵永祥教授团队的溶瘤病毒治疗则通过基因工程改造为溶瘤病毒装上“导航”，使其精准识别并攻击癌细胞，并且激活人体免疫系统加强对癌细胞的杀伤，同时避免误伤正常组织，该团队在未来研究中拟优化病毒设计，设定病毒“自毁开关”来确保病毒在体内不会长期存留，旨在最大限度减少溶瘤病毒治疗副反应，同时通过优化沟通策略，避免患者因“病毒”一词产生恐惧。这些细节提醒我们：医学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较量，更是对人性需求的深刻理解和关怀。
中国抗癌研究正从“跟跑者”迈向“领跑者”。taTME术式通过本土多中心试验成功登上国际顶级期刊《JAMA》，填补了临床研究领域长期疗效证据的空白；而广西医科大学赵永祥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开发的NDV-GT研究，因其颠覆性的创新，不仅在基础科研领域顶级期刊《Cell》上发表，还被纳入《中国肿瘤整合诊治技术指南(CACA)》并推广至全球，这标志着中国在癌症治疗领域从“技术引进”转向“标准输出”。这些成果证明，中国学者不仅能产出高质量数据的文章，更能将其转化为全球认可的诊疗标准。
然而，创新落地仍需扎根国情。例如，推广taTME需建立标准化培训体系，使基层医院能够熟练掌握并应用这项技术；同时，针对溶瘤病毒治疗，需研发更加贴合中国患者需求的个性化用药方案。正如王锡山教授所言：用中国数据解决中国问题，才能为世界提供独特价值。
从taTME的“解剖刀尖”到溶瘤病毒的“分子导弹”，两期“前沿播”让我看到，中国抗癌事业正在技术与人文的双轨上加速前行。作为医生，我们既要拥抱前沿科技，积极参与多中心研究；更需以患者为中心，在手术室、病房乃至沟通中传递医学的温度。最后非常荣幸有CACA前沿播平台的建立，通过“学术突破-临床验证－公众教育-行业整合”的全链条布局，显著提升我国科研成果的认知度与认可度，其影响力不仅限于成果的传播，更在于推动了中国抗癌事业从“单点突破”向“系统创新”的转型，为全球肿瘤治疗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