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癌协会

项目计划全年举办15至20场综合活动，覆盖全国七大行政区，确保每区至少两场，目前正在进行的是西北地区的第一场，其他地方也在积极推进，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支持这个活动。

陈鹏教授致辞表示：非常高兴中国抗癌协会泌尿肿瘤诊疗综合能力提升工程惠及西北地区，这是一项极具价值与深远意义的举措。以往我也多次参与抗癌协会的活动，但此次的感受尤为亲切。希望咱们在泌尿肿瘤领域能够形成一个大的合力，把临床研究能力与水平再提高一个台阶。无论学会或姚教授有什么需求与任务，我将全力支持与配合。

范晋海教授发表致辞：关于健康中国2030的目标，癌症的早发现早治疗和生存率的提高非常重要的。任何工程都要“顶天立地”，在国际舞台上发声、参与高水平研究——这是“顶天”，“立地”更是重要，要致力于规范化治疗，如何将这件事情做的更好，广泛惠及老百姓。西北地区幅员辽阔，对诊疗能力提升的需求也比较迫切，西北地区的同行们都很有热情与积极性，希望在姚教授的领导下，努力把这件“顶天立地”的事情做好。

PART.01

第一个环节由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李卫平教授担任主持嘉宾。

董治龙教授回顾了甘肃兰州大学泌尿外科的发展历程，介绍了泌尿外科在历史传承、临床研究、人才培养、科研创新以及多中心合作等方面的成就与贡献。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在史成礼教授、沈绍基教授、王志平教授、杨立教授等优秀人物的带领下，不断发展壮大，不仅带领开展了许多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和发明专利，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大批扎根西部的医学人才，形成了一种学科精神，激励着团队不断前行。

今年可以说是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发展最好的一年，近期在甘肃省科技重大专项计划中获得了三项研究项目资助，包括杨立教授团队/丁莉芸教授：基于新型光纤探头的急性肾损伤早期多参数尿液无创诊断体系构建与应用；董治龙教授团队：前列腺癌发生发展新机制和防治关键技术研究；王志平教授团队/刘映前教授团队：靶向FGFR3/nectin4/Trop2靶点的新型TOPI抑制剂单/双抗偶联药物在尿路上皮癌中的开发与临床前研究。

西部地区在多中心研究中是有优势的，尤其是患者的依从性会非常好。西部地区开展科研的经验包括目前西部做科研总体科研经费有限，着眼扩宽资金来源渠道，增加研究经费；应与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合作，加强学科交叉，拓展课题思路；西部科研成果转化慢，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实现医工结合与成果转化。期待西部科研发展，也需要在座以及更多专家的支持与引领，高质量推进科研工作。

西安市人民医院武国军教授分享了“肾癌治疗新模式：免疫治疗大有可为”的课题，结合许多前沿的临床研究与实践经验作精彩分享。

武国军教授讲道，肾癌的整体治疗模式，局限期疾病以根治性手术或局部治疗为主，而晚期肾癌的系统性药物发展则经历了从细胞因子→靶向药物→靶向联合免疫治疗的发展历程。NCCN指南、国内指南及欧洲指南均推荐靶免联合治疗作为晚期肾癌一线治疗方案。现在免疫治疗无论是在晚期肾癌的一线还是二线，包括后续的辅助治疗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在早期肾癌围手术期治疗中，免疫治疗显示出了积极疗效，将来可进一步基于临床特征或生物标志物进行患者筛选以提升获益。进入免疫治疗时代，实际上2021年开始FDA就批准了帕博利珠单抗可以用于高危肾癌术后的辅助治疗，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是基于Keynote-564研究的结果。

免疫联合方案已成为晚期肾癌系统性治疗的新模式。晚期肾癌一线免疫联合靶向治疗的研究有CLEAR研究、CheckMate 9ER研究、KEYNOTE-426研究、CheckMate 214研究。

三联治疗方案的COSMIC 313研究，披露双免联合TKI一线治疗IMDC中高危晚期RCC患者的预后，旨在检验纳武利尤单抗(N)+伊匹木单抗(I)+卡博替尼(C)在晚期RCC患者中的疗效与安全性，三联方案在中危风险的病人里获得的客观缓解率是最高的。

免疫联合靶向或者双免联合一线方案的积极生存获益也获得证实，二线免疫治疗也显示出了积极疗效，不同药物组合模式如何选择值得探索。如何选择适合中国患者的肾癌靶免联合方案？要兼具疗效+安全性+可及性。

首个国产PD-1单抗药物特瑞普利单抗在肾癌治疗中潜力尽显。特瑞普利单抗+阿昔替尼的联合方案已在国内完成III期研究，并于2024年4月20日获得批准用于晚期肾癌一线治疗，成为国内首个获批的靶免联合治疗方案，填补了国内空白，且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

大咖论道

本环节由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毕兴教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刘涛教授担任主持嘉宾。

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艾克拜尔·吾曼尔教授、陕西省人民医院管振锋教授、解放军保障部队第九四〇医院康印东教授、苏州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沈罡教授、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舒涛教授、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唐矛教授、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王磊教授、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姚家喜教授展开讨论。

艾克拜尔·吾曼尔教授说道，在晚期肾癌治疗中，靶向联合免疫疗法已展现出了显著的生存获益，无论是PFS还是OS都得到了提升，尤其是将OS延长至五年以上，对晚期肾癌患者是非常好的疗效。

请教武国军教授，在实际临床应用中，治疗相关不良反应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包括靶向治疗引起的常见副作用如皮疹、高血压，以及免疫治疗可能出现的肾上腺功能减退和甲状腺功能减退等一些症状。

武国军教授对此回应道：在临床实践中，靶向治疗与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管理都比较重要。我们组建了专门的随访团队，由他们深入研究并严密监控治疗过程中的各种副作用，无论是靶向治疗的一二三级反应，还是免疫治疗可能导致的并发症，做到早期识别与妥善处理。在启动免疫治疗前进行全面体检，设立专人负责，确保治疗全程的紧密随访与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比如我们临床上碰到过减脂性肺炎，免疫性肠炎，因为发现及时病人也得到了很好的处理。

武国军教授

管振锋教授表示，今天很荣幸能够参加此次会议，我感觉获益匪浅。我想进一步向武院长请教，了解靶免治疗副反应管理的问题，当然可能涉及科室管理的问题，就是武院长如何配置专人负责完整的管理副反应，包括从开始的监测到后期的对症处理，负责人的业务和工作安排等细节。

管振锋教授

武国军教授回道，我们科室靶免治疗的副作用管理工作是由两位专门指定的医生负责，他们在完成日常医疗工作的同时，额外承担起这项职责。具体操作上，任何科室医生在收治采用靶免治疗的患者时，都需要事先与这两位负责医生之一进行咨询，以确定必要的检测项目，确保治疗前的评估全面且规范。治疗过程中，主管医生需与负责副作用管理的医生保持密切沟通，及时汇报患者的状况，虽然这位负责医生不一定直接参与患者的日常管理，但会参与监督整个治疗期间的副作用监测与应对策略。

康印东教授发言表示，今天的会议让我深感受益，特别是董治龙教授关于科研的分享，不仅具有深度，还形成了连续的研究链条，而非一次性课题，这对于研究生教育和学科发展具有长远意义。

武院长的专业精神和细致入微的工作态度让人佩服，临床医生不仅要专注于临床实践，还要紧跟科研发展趋势，两者相辅相成。在目前多元化的治疗环境下，不良反应管理变得尤为重要，我完全赞同及时监控而非事后补救的观点。免疫治疗是否能长期持续使用也是值得去探讨的一个问题。

康印东教授

舒涛教授说道，作为一名年轻医生，我参加此类会议是以一个学习的心态。董教授娓娓道来，讲解细致入微，传递了泌尿外科团队的团结奋进精神，不仅在临床实践中为患者带来获益，也积极参与科研，包括基础研究，非常鼓舞我们进一步去提升自己。

武院长关于肾癌治疗的分享给我感觉最直观的一点是，单一靶向治疗对于肾癌患者，早已难以满足当前临床需求，免疫治疗的引入极大地丰富了治疗手段，为患者带来了生命的希望和更有效的疾病控制。在实际应用中，我们需重点关注治疗的有效性与免疫治疗伴随的不良反应管理，患者最关心的是治疗效果与生活质量的双重保障。

唐矛教授

王磊教授表示，董教授关于科室发展的演讲其实我很震撼，科室的成长历程与甘肃深厚的历史底蕴相互映照，几代科室领导的开拓进取与传承，在西部地区的深耕建设，学科的交叉融合，给我深刻启示。

武院长阐述了晚期肾癌治疗进展，从最初单靶治疗到靶免治疗的联合，乃至最新的三联方案，可能进一步提升了患者OS和PFS。特瑞普利单抗联合阿昔替尼术后辅助治疗新适应症的获批，以及可能的医保报销好消息，为患者带来了新希望。武院长介绍的团队化管理经验，对于免疫、靶向治疗的用药前评估以及副作用管理，也是我们未来学习和努力的方向。

王磊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傅广候教授给大家带来的题目是“腹腔镜下腹膜后肿瘤切除术”，结合手术视频作生动细致的讲解。

傅广候教授介绍道，腹膜后肿瘤是指发生于腹膜后间隙的肿瘤，分为良性、恶性及交界性肿瘤。中国腹膜后肿瘤诊治专家共识(2019版)推荐：强烈建议由专业的、有经验的多学科MDT团队来诊治腹膜后肿瘤(证据类型IVa)。

腹膜后肿瘤的来源和分类繁多，位置深，症状体征不明显，不易早期发现，体检腹膜后B超有较大的筛查价值，临床诊断需依赖CT、MRI等影像学检查。肾上腺来源肿瘤一般5~6cm以内大小可选择经后腹腔途径腔镜手术，超过10cm以上肿瘤优选经腹腔途径腔镜手术。

对于腹膜后肿瘤，本中心积累了相对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在肾上腺肿瘤的腹腔镜手术治疗方面。采用后腹腔途径能减少对腹腔内脏器的干扰，更适合处理局限于后腹膜区域的肿瘤。傅教授着重讲述了腔镜肾上腺肿瘤切除术-经后腹腔途径病例，腔镜肾上腺肿瘤切除术-经腹腔途径病例，腔镜异位嗜铬细胞瘤切除术-经腹腔途径病例，腔镜节细胞神经瘤切除术-经腹腔途径病例；这些病例涵盖了从治疗、手术策略及手术具体操作的多个方面，同时也强调了治疗中多学科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完整切除是腹膜后恶性肿瘤手术的首要原则，如发现黏连明显及时改开放手术以免损伤重要脏器大血管等危及生命。神经来源的腹膜后良性肿瘤在切除过程中应紧贴肿瘤边缘，保护神经根及纤维束避免热损伤。术前术中的多学科MDT讨论协作是复杂腹膜后肿瘤的最佳治疗方式和共识推荐。

傅广候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陈海戈教授分享的讲题是“MIBC保膀胱治疗的全程化管理与挽救性手术一仁济经验”。

陈海戈教授表示，三联综合治疗(TMT)是现阶段医学证据最充足的保膀胱治疗方案。组成包含最大限度的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联合术后同步放疗联合化疗；前瞻性试验的长期随访表明超过70%的患者可达到临床完全缓解(CCR)，且长期保留膀胱。保膀胱综合治疗的优势人群选择至关重要，且需要全程、规范化、个体化管理。

从2018年开始，科室与放疗科开始MDT合作，与放疗科医生保持及时沟通、紧密协作，进行严密监测。至去年12月科室采用标准保膀胱方案治疗了大约123名T2至T3期N0M0患者，包括放疗的精确规划与执行，以及通过尿液DNA和血液DNA监测等新手段辅助疗效评估，注意识别与及时干预不良反应。

仁济队列中TMT保膀胱治疗可以取得93%的三个月CR率及66%的两年BI-EFS，且安全性良好。保膀胱剂量下的放疗并未增加复发后行挽救性切除的难度及围术期并发症发生率。通过多学科团队合作、精密的治疗规划、严密的监测及适当应用一些新型的检测手段，对于提升保膀胱患者的生存质量与预后有一些获益。

陈海戈教授

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鲍一歌教授进行“UTUC围手术期综合治疗华西经验”的讲题分享，结合科研及临床实践作精彩讲解。

鲍一歌教授表示， UTUC整体来讲是一个相对少见的疾病，在国外的数据它只有膀胱癌发病率的1/ 10。但是中国患者UTUC比例可能更高，2018年UTUC协作组调查全国32家单位，UTUC占比17.9%。另一个问题是UTUC与膀胱癌虽然同为尿路上皮癌，但存在明显差异；分子、解剖及循证的差异使两种疾病的临床处理和决策存在差距，应该把UTUC当成一个独特的单独的病种来看。

华西医院整体来讲，一年可能会有100-130例左右的UTUC，近年来好像我们的根治数量还在下降，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患者尝试进行保留肾单位的治疗。UTUC整体的标准治疗方案是根治性肾输尿管切除术，这个方案受到过历史和数据考验的，我们的数据可能整体五年生存率在 60%- 65%之间。但是有一部分患者即使做了手术还是会进展复发；另外，是不是每个患者都需要切肾呢？

现在目前比较有共识的事情是在UTUC的治疗策略上，可以根据肿瘤的大小、分级、细胞学表现、肾积水及影像学特征，将其分为低风险和高风险两类。对于低风险患者，可以尝试采用保留肾单位的治疗方式，如腔内处理、激光消融或输尿管截断性切除等。

然而，现实情况是国内低风险病例较少，这促使我们更多聚焦于高风险UTUC患者，这个高风险指基层浸润风险或者是局部进展风险。

高危UTUC术后2年年复发率约40%，仅手术难以彻底控制肿瘤。UTUC患者死亡多是由于远处转移而不是局部病灶；局部治疗无法控制远处微转移。UC对化疗、ICI、ADC等多种药物敏感--合适的系统治疗方案能对部分UC病人起到良好的肿瘤控制作用。围手术期的系统治疗分成在术前进行的新辅助治疗以及在术后进行的辅助治疗，这两种各有优缺点。

面对当前欧美学术界普遍认为UTUC（上尿路尿路上皮癌）对免疫治疗不够敏感的看法，我的经验与见解略有不同，尤其是基于中国患者的实际治疗情况，我们的数据显示很多病例对免疫治疗效果是不错的。

我开始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将来有很多UTUC围手术系统治疗的高质量证据，很有可能只有希望在中国产生。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在这方面多做一点努力，在世界上能够发出来自中国的UTUC声音，而且事实证明，虽然临床研究很难设计，但是在真实世界的选择上，UTUC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华西医院在UTUC围手术系统治疗之间，目前已经有四项临床研究开展，包括新辅助研究和保肾单位研究。

  鲍一歌教授

大咖论道

本环节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顾良友教授担任主持人。

由北京协和医院黄厚锋教授、西安市人民医院倪建鑫教授、安徽省立医院陶陶教授、山东省立医院王慕文教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王永华教授、河南省人民医院王志峰教授担任讨论嘉宾。

黄厚锋教授说道，今天的每位讲者的分享都让我受益匪浅。傅广候教授对腹膜后肿瘤腹腔镜切除的深入分析，让我们认识到这一领域手术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傅教授分享的处理策略，提醒我们在追求技术精细度的同时，也要考虑术中热损伤和恶性肿瘤的根治性切除，这些都是宝贵的实战经验。

陈海戈教授关于MIBC保膀胱治疗的演讲，随着保膀胱手术技术的成熟和热度提升，它成为了根治性手术之外的重要选项，也为患者带来了更多生存质量和治疗效果的双重考量。监测手段进步对于精准评估治疗反应和监测复发至关重要。

鲍一歌教授的分享，充分展现了华西医院在UTUC领域的临床与科研实力，将临床实践与研究紧密结合，尤其是在新辅助治疗领域勇于探索，尽管国际上UTUC免疫治疗的证据尚不充分，但出于中国特色人群的考虑，敢于创新并取得了相应成果。

黄厚锋教授

倪建鑫教授表示，作为一名年轻医生，今天的学习之旅令我深受启发。我曾在西京医院与武主任共事期间，积累了大量腹腔镜手术经验，对于10厘米以下的肿瘤，我一般也选择后腹腔入路。术前准备完善也是手术成功的关键，结合先进的技术和精湛的操作，手术安全性可以得到更多保障。

关于陈教授分享的MIBC保膀胱治疗，TMT方案在临床实践中其实具有局限性，我目前的医院对此的经验比较欠缺，而若是去别院进行放疗，患者的依从性会差一些，难以实施；这也凸显了多学科协作的重要性，以及医院资源配置对患者治疗路径选择的影响。

鲍教授对于UTUC的见解让我共鸣，特别是在国内外数据差异上的反思。我自己也是做一个罕见病研究的，也遇到了类似情况，最初面对的文献匮乏和数据差异让我质疑自己的发现，但通过深入分析，我们证实了并成功发表了论文，现在为止我们还继续在致力于这个课题研究。

倪建鑫教授

陶陶教授表示非常感谢有机会参与到如此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活动中。傅教授分享的大体积腹膜后肿瘤手术技巧，不仅解剖清晰，而且手术过程流畅。陈教授在仁济医院专注于膀胱癌治疗的深入研究，关于TMT保膀胱治疗及综合治疗策略，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医生是极富价值的启示。

鲍教授在UTUC领域的临床研究工作同样令人振奋，他的临床试验设计展示了创新思维。作为前列腺癌研究者，我深有同感，通过本土的大量临床实践和回顾性研究，我们能够发现新见解，进而通过前瞻性研究来推动诊疗模式的进步。我基于前列腺穿刺活检的回顾性数据分析，构建了阳性预测模型，并尝试了基于模型与PSMA PET的免穿刺前列腺癌根治术前瞻性研究，目前正投稿中。

长风破浪，勇往直前

姚欣教授作会议总结：今天的会议让我有三点深刻的感受。首先，是关于“传承”。听着董教授的分享，我不仅看到了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传递，更感受到了一种团队文化与精神的延续。正如我与王院长多次私下交流所体会到的，一个团队的传承建设非常重要的。

其次是“团队”。无论是陈海戈教授的MDT团队，还是其他讲者所展现的跨学科合作的能力，对于提升整体治疗效果至关重要。

第三个就是创新，其实创新是最难的，创新有时候需要时间，在有限的窗口期内，做出一些创新成果，这也需要团队的智慧与努力。希望大家以后有更多机会共同交流、学习，打造一个有传承、有创新氛围的大团队。再次感谢大家。

姚欣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