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癌协会
立即下载App《中国恶性肿瘤学科发展报告（2023）》——泌尿生殖肿瘤整合康复研究进展篇
1.概述
作为肿瘤整合医学的一部分，泌尿生殖肿瘤整合康复学整合了泌尿外科、肿瘤内科、肿瘤放疗、肿瘤介入、肿瘤中医、肿瘤康复、肿瘤营养、肿瘤心理、肿瘤药理和肿瘤护理等，涵盖了泌尿生殖肿瘤“防—筛—诊—治—康、评—扶—控—护—生”的全流程。
肿瘤整合康复的理念其实已经深入到泌尿生殖肿瘤的诊疗过程中，比如我们鼓励患者术前、术后适量的运动，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后辅助应用他达拉非帮助患者勃起功能的康复等。此前这些理念只是以医务人员个人经验、个别医疗机构的常规等形式体现，相关循证医学证据也是散在于各项研究的文献报告中，泌尿生殖肿瘤整合康复的理论和技术并没有系统化。
中国抗癌协会泌尿生殖肿瘤整合康复专业委员会成立于2023年9月10日。我们以《中国肿瘤整合诊治指南》为指导原则，将相关学科、理论、技术进行整合，践行并实施“肿瘤整合医学”理念。我们将整合相关专业、整合循证医学证据、制定专家共识和指南、规范操作、建立专业的培训团队和培训基地、加强泌尿生殖肿瘤整合康复管理，以引领本专业的发展，促进泌尿生殖肿瘤整合康复的进步。以实现使我们的肿瘤患者活得更长，活的更好的使命，为中国及世界的肿瘤防治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2. 我国泌尿生殖肿瘤整合康复研究进展
2.1
前列腺癌整合康复研究新进展
2023前列腺癌的进展首先集中于前列腺癌根治性治疗后生化复发（BCR）患者的全身系统性治疗。以往前列腺癌根治性治疗后BCR的患者是否需要联合内分泌治疗（androgen deprivation therapy，ADT）缺乏相关研究。近年来基于新型内分泌治疗药物（New hormonal agent，NHA）开展了多个研究。包括EMBARK研究（恩扎鲁胺或恩扎鲁胺联合ADT）、RORMULA-509研究（挽救性放疗联合阿帕他胺+阿比特龙）；PRESTO研究（阿帕他胺+阿比特龙+ADT）、ARASTEP研究（达罗他胺）等。其中的EMBARK研究是一项改变临床实践的研究，其结果可以指导我国患者的临床诊治。EMBARK研究发现相比单用ADT，恩扎卢胺联合ADT或恩扎卢胺单药对有高危因素的生化复发患者有明确疗效，两组均可显著延长无转移生存期，显著降低死亡风险。恩扎卢胺联合ADT治疗组的5年无转移生存率为87.3%（95% CI，83.0-90.6），恩扎卢胺单药组为80.0%（95% CI，75.0-84.1），ADT单药组为71.4%（95% CI，65.7-76.3），且三组患者的3级以上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明显差异。
对于接受根治性放疗的患者，既往美国FDA已批准多项用于直肠保护的植入隔离器械/药物来减少放疗造成的直肠损伤，但国内始终无相关研究进行。2023年，国内首个前列腺放疗直肠保护隔离产品（透明质酸钠）的小样本研究结果发表[1]，填补了国内前列腺根治性放疗直肠保护产品的空白。
前列腺癌患者不良病理事件是术后患者随访方案及治疗方案决策的重要指标。如何快速、高效地预测患者不良病理事件也随之成为了前列腺癌个体治疗的临床关键问题之一。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泌尿外科团队利用新型人工智能网络NAFNet，从患者的术前MRI影像图像出发，以患者病理大切片作为金标准，成功构建了深度学习网络联合患者术前临床病理指标的整合模型（DL-nomogram）。研究回顾性纳入了国内6家大型三甲肿瘤医学中心共514名患者，研究构建的整合模型在该多中心外部验证队列中展现了优秀的不良病理事件预测能力（AUC:0.915, 95% CI: 0.871–0.959），显著优于目前常用的预测模型（PI-RADS评分、CAPRA分数）。此外，进一步研究结果显示，该整合模型还可显著预测患者术后生化复发（C-index: 0.732），具有较好的预后预测能力。因此，该整合模型是一种无创、快速、低成本的新型预测模型，可通过术前影像资料来预测患者术后不良病理事件的发生概率，从而为前列腺癌患者的精准治疗及个体化随访提供了新的决策工具[2]。
2.2
肾癌整合康复研究新进展
2.2.1 围手术期
加速康复外科理念（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是促进患者术后康复的重要诊疗理念。赣南医学院刘全亮教授研究团队通过Meta分析，对ERAS和传统康复外科管理模式应用于腹腔镜根治性肾切除术（LRN）进行了比较，研究共纳入14项研究1339例患者，其中ERAS组636例，传统康复外科组703例。Meta分析结果示，在围手术期应用ERAS的患者术后首次排气时间、首次进食时间、首次下床活动时间、术后拔除导尿管、及拔除引流管时间更早，术后住院时间更短，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更低，住院费用更少。两组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无统计学差异。研究表明：ERAS应用于LRN可显著加快患者术后恢复，同时减少患者术后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并且降低了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3]。
肾癌伴IV级癌栓手术是泌尿外科领域高创伤、高风险的“金字塔尖级别”手术，传统开胸-体外循环方式风险高、损伤大，解放军总医院张旭院士和马鑫教授团队报道了机器人辅助下的心包内控制技术，该技术可以安全、微创完成IV级癌栓肾癌患者手术，并减少与体外循环深度低温骤停相关的严重并发症，促进患者快速康复[4]。而在II~III级癌栓方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马潞林教授研究团队进一步探讨了近心端免阻断技术的安全性和可行性[5]。重庆西南医院王永权教授团队进一步研究了全息3D重建技术，发现全息3D重建技术可帮助RARN术中决策，并且全息3D重建协助进行超选阻断在保证手术安全同时进一步减少热缺血再灌输损伤，保护患者的肾功能[6]。
2.2.2 系统治疗
2023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郭军教授和盛锡楠教授团队开展的Ⅲ期RENOTORCH研究，采用国产自研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特瑞普利单抗联合阿昔替尼方案，在中高危晚期肾癌患者中取得了明显优于舒尼替尼单药治疗的疗效，打破现有晚期肾癌治疗经验均来自欧美主导临床试验的局面，为晚期肾癌的系统治疗方案提供了来自国内的证据[7]。在靶向治疗方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郭军教授和盛锡楠教授团队牵头的伏罗尼布与依维莫司联合用于晚期RCC的二线治疗CONCEPT研究也取得了积极结果，伏罗尼布是第一个国产原研RCC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药物（VEGFR-TKI），结果证实既往VEGF-TKI治疗失败的晚期RCC患者，二线接受伏罗尼布联合依维莫司治疗安全有效[8]。
2.3
膀胱癌整合康复研究新进展
2.3.1 膀胱癌的基础研究进展
膀胱癌（bladder cancer，BCa）的发病机制至今尚未完全明确，其中相关基因的突变被证实与BCa的发生高度相关。在BCa的研究中发现，FGFR3基因的突变率显著高于其他癌症类型，特别与早期低级别癌症紧密相关[9]。FGFR3的突变导致细胞对尿道基底膜和结缔组织蛋白的黏附力减弱，同时诱导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调控分子表达的改变，促进癌症发展[10]。此外，BCa的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主要由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免疫细胞、ECM及细胞分泌的信号分子组成[11]。研究表明，TME中的基质细胞和ECM与肿瘤细胞相互作用，促进肿瘤进展和耐药性的形成[12, 13]。特别是，我国学者发现，在BCa中过表达尿素转运体（SLC14A1）的成纤维细胞亚型与患者的不良预后和化疗耐药性相关[14]。在顺铂治疗过程中，IFN-β的大量分泌和cGAS-STING信号转导通路的激活，诱导SLC14A1的高表达，从而促进肿瘤的发生[14]。在BCa中，层粘连蛋白5的基因LAMC2甲基化沉默后，会促进癌细胞的增殖和迁移，降低患者的总生存率[15]。
2.3.2 膀胱癌的临床研究进展
早期BCa的诊断主要依赖于超声、CT、尿路造影、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等影像学方法，诊断BCa的金标准仍然是病理学活检。目前，早期筛查BCa的生物标志物相对有限。体液中的细胞游离DNA（cell-free DNA，cfDNA）和其中的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ctDNA）部分可用作癌症诊断、治疗和预测患者预后的生物标志物。在一项针对BCa全基因组DNA甲基化的研究中，发现DNA甲基化水平能够有效区分低级别和高级别肿瘤。在一个独立的验证队列中，通过分析术前患者尿液中的ctDNA甲基化，高级别BCa的检测灵敏度达到100.0%，而低级别BCa的检测灵敏度为62.0%，特异性均为100.0%。这在准确性方面显著优于传统的荧光原位杂交方法[16]。
目前，保留膀胱的综合治疗成为临床研究的热点。在一项国内多中心研究中，研究人员比较了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uscle invasive bladder cancer，MIBC）患者接受根治性膀胱切除术（radical cystectomy，RC）和保膀胱三联治疗（trimodality therapy，TMT）后的长期生存结果。该研究涵盖891例接受RC治疗的MIBC患者和891例接受TMT治疗的患者。在约9.3年的中位随访期后，TMT和RC治疗组的5年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 OS）分别为69%和73%。然而，相比于RC，接受TMT治疗后5年的死亡率相对较高[17]。
近年来，尽管靶向和免疫治疗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以顺铂为基础的化学疗法仍为转移性MIBC的首选治疗策略。国内学者利用原位MIBC小鼠异种移植瘤模型进行的研究揭示，在BCa化疗过程中观察到细胞的半鳞状分化现象，这一现象与小鼠和人类MIBC获得性的化疗耐药性密切相关[18]。经过深入的多组学分析，研究发现组织蛋白酶H（cathepsin H，CTSH）在调节化疗耐药性和半鳞状分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还表明，CTSH的抑制剂E64可以通过激活肿瘤坏死因子通路来诱导完全的鳞状分化和细胞焦亡，从而恢复化疗敏感性[18]。
维迪西妥单抗是一种国内自主研发的靶向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的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ADC）。在一项单臂、多中心的Ⅲ期临床研究RC48-C005（NCT03507166）中，对于既往接受一线标准化疗后失败的HER2过表达局部晚期尿路上皮癌（urothelial carcinoma, UC）患者，维迪西妥单抗的治疗在中位随访20.3个月后，患者的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达到51.2%，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和OS分别达到6.9和13.9个月[19]。
2.4
上尿路上皮癌整合康复研究新进展
上尿路尿路上皮癌（UTUC）的研究进展主要集中在提高诊断准确率、优化治疗方案、探索新的治疗策略以及研究疾病的生物学机制等方面。
以下是一些具体的研究进展：
诊断技术：近年来，随着尿液标志物的筛选，影像诊断技术的进步，以及内镜检查技术的优化，UTUC的早期诊断率得到了显著提高。
手术治疗：手术治疗是UTUC的主要治疗手段。近年来，随着手术技术的进步，如机器人辅助腹腔镜手术和微创手术的广泛应用，手术效果得到了显著提升，患者的恢复时间也大大缩短；保留肾脏手术治疗放松的探索，为孤立肾或功能性孤立肾患者提供了新的选择。
化疗和放疗：对于晚期或转移性UTUC患者，化疗和放疗是重要的治疗手段。近年来，化疗药物和放疗技术在UTUC围手术期的应用，使患者的生存期得到了延长。
免疫治疗：近年来，免疫治疗在UTUC的治疗中取得了进展，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ADC类药物的临床应用，为UTUC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
总的来说，UTUC的研究进展在多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如提高早期诊断率、优化治疗方案、探索新的治疗策略等。未来的研究将继续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以期为患者提供更好的诊疗服务。
2.5
肾上腺肿瘤整合康复研究新进展
肾上腺恶性肿瘤主要包括嗜铬细胞瘤（Pheochromocytoma or paraganglioma，PPGL）及肾上腺皮质癌(Adrenocortical carcinoma, ACC)。两者诊断需要根据临床表现、生化指标、影像学及遗传学综合判断。目前手术是目前治疗PPGL的首选的方案。微创手术和开放手术在切除肿瘤各具优势。然而，PPGL多变的位置分布、复杂的解剖关系及围术期的个体化准备均对手术治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团队总结病例与临床经验，初步探讨了不同位置复杂PPGL肿瘤应采取的术式、术中技巧及注意事项，对PPGL的临床治疗具有借鉴意义[20]。自从2017年嗜铬细胞瘤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存在转移潜能的恶性肿瘤后，临床工作中对术后转移病灶的监测已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根据目前指南，评估转移性嗜铬细胞瘤功能现象仍推荐68Ga- DOTATATE PET/CT。18F -间氟苄胍(18F- MFBG) 作为间碘苄(MIBG)的类似物，是一种具有良好前景的新型示踪剂。北京协和医院核医学团队比较了18F-MFBG和68Ga-DOTATATE PET/CT在评估转移性PPGL的诊断效能后发现，18F-MFBG PET/CT检查对转移灶检测的敏感性为100%，高于68Ga-DOTATATE PET/CT（96.4%）。此外，对于异常活动病灶18F-MFBG PET/CT 的检出能力同样高于68Ga-DOTATATE PET/CT[21]。该成果发表于国际高分杂志，有望成为68Ga-DOTATATE PET/CT的替代方法，使患者从中获益。
ACC患者总体预后差，易出现局部侵犯及远处转移（平均生存期18月），75-85%患者出现术后复发，5年生存为16–44%，肿瘤是否完全切除术及疾病分期是ACC患者明确的预后因素。近年来，北京协和医院提出了ACC诊疗专家共识，为进一步规范诊治提供了坚实基础[22]；米托坦是我国及FDA批准的用于ACC治疗的唯一药物，其通过抑制线粒体呼吸、引起线粒体相关膜功能障碍及内质网应激等途径减少ACC细胞增殖，同时通过调控多种类固醇激素合成酶的功能和表达水平进而降低ACC细胞分泌功能，米托坦治疗期间需监测药物相关不良反应，并警惕与其他药物的相互作用从而保障用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北京协和医院依托罕见病多学科诊疗团队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制订了米托坦治疗肾上腺皮质癌专家共识[23]。此外复旦大学华山医院团队证实了ACC肿瘤内微生物的存在，且与ACC的预后相关[24]。
2.6
泌尿生殖肿瘤化学和免疫治疗研究新进展
近几年来，随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和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ADC)引入泌尿系统肿瘤的系统治疗，其治疗蓝图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在这些新型药物改善患者总生存(Overall survival, OS)和无进展生存时间(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新型不良反应，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导致的自身免疫相关不良反应，ADC药物导致的靶点相关的皮肤反应和神经毒性。关注不良反应，将抗肿瘤治疗与康复医学整合起来是泌尿系统肿瘤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越来越多的大型前瞻性临床试验纳入患者报告结局（Patient-reported outcomes, PROs）作为重要的研究终点，这反应了泌尿系统肿瘤系统治疗领域愈发重视不良反应和康复治疗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PROs的定义为：直接来自患者对自身健康状况、功能状态以及治疗感受的报告，不包括医护人员及其他任何人员的解释。欧洲药品管理局（EMA）在《关于医疗产品评估中使用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L）测量方法的监管指南的反思文件》中将PROs定义为“任何结果是基于患者对自身疾病和治疗的感知并直接由患者自身评估”。两者都强调直接来自于患者本身的评价，以患者为中心的自我报告问卷，使用相关的临床测量来测量研究干预对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oL）的结果和影响。这些工具的目的是通过让患者参与治疗过程，让他们表达他们对治疗方案价值的看法，并衡量药物对其生存益处的影响。PROs在治疗决策中日益重要的重要性提出了PROs分析和报告的标准化指南。PROs受肿瘤病情变化、药物治疗效果、不良反应和康复治疗各方面影响，包含多个症状、功能指标和量表，是康复治疗的重要评价指标。
总体而言，目前泌尿生殖肿瘤整合康复学科在临床试验层面需要加强患者报告结局研究，临床实践层面加强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评估，采用各种新型的卫生保健技术，促进康复学科的发展。
2.7
泌尿生殖肿瘤运动康复研究新进展
近年来，中国的癌症发病率、死亡率和癌症引起的伤残调整生命(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DALY) 率不断增高，癌症疾病谱也正在发生变化，除肝癌、胃癌、食管癌和宫颈癌等高发病率疾病外，前列腺癌、肾癌、膀胱癌等泌尿系统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疾病负担正在迅速增长[25]癌症患者的生命周期也在不断延长，大量临床证据支持运动可以改善癌症患者的症状和功能障碍[26]。《以功能障碍为中心的中国癌症患者运动康复专家共识》[27]是国内第一个以功能障碍为中心的专家共识，作为我国肿瘤运动康复专家共识的第一版，可应用于医疗及肿瘤患者居家康复，也是对国内外研究最新进展总结。从证据来源、实施原则、运动方式、以功能障碍为核心的具体运动处方、癌症患者运动康复的全程管理、特殊癌症时期的运动康复和多学科合作的运动康复实施策略[28]，运动还可能协同癌症放化疗和免疫治疗，以减缓或者抑制癌症进展，科学有效、安全规范肿瘤运动康复，再加上中国传统康复倡导多学科整合理念，更好指导肿瘤运动康复患者教育而获益[29]。
2.7.1传统运动康复与现代运动康复相结合
体医融合与中医养生保健，利于形成精准运动营养方案，实施精准运动指导，成为现代运动处方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运动处方源远流长且独具特色，并且具有显著的预防、治疗、健身、康复功效。讲究“形神统一”“法于阴阳”等。体医融合是新发展交叉学科，核心任务是“运动促健康”，运动处方是最基本的融合工具；包括“基本信息、运动前评估、运动目标、运动处方、注意事项、访时间、签名”。而大健康运动处方有利于健康中国建设、运动处方体现了功能至上的医学理念，运动处方分为健身运动处方和医疗运动处方，明确了运动处方的制定者、执行者与处方对象，以及运动处方的随访、效果评价和调整方式方法问题。运动是良医，坚持运动改善肥胖、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病、癌症、骨关节炎、骨质疏松等慢性疾病的风险，心情愉快、调节失眠，缓解心理压力。
癌症是老年患者常见病，且合并基础疾病及功能障碍问题：特别是心肺功能障碍而心肺能力下降，癌症相关性疲乏、癌因性疼痛、骨骼问题、肌肉和关节问题、情感障碍、睡眠障碍、神经系统症状、淋巴水肿、二便障碍、性功能障碍等。选择安全、有效、肿瘤运动康复尤为重要。中国特色养生运动，在音乐养五脏指导下，太极、八段锦、易筋经、五禽戏、“六字诀”等健身气功。整合运动的柔韧性，偏重低中强度，体现中国传统运动与现代康复运动协作，中国癌症患者运动康复良好依从性、接受度高原因，让肿瘤患者充分了解，运动从个体化、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精准运动方式，将有氧运动、抗阻运动、柔韧性运动、神经肌肉功能训练、整合运动、高强度、间歇性运动，将多学科整合科学有效、安全性、中西医协同及规范流程，把肿瘤运动康复全程纳入肿瘤诊疗管理。
2.7.2 癌症患者运动康复的管理
以稳定肌群的训练为主体力量活动不足成为全球最大的公共卫生问题。而肿瘤患者运动康复，预判功能障碍及损伤康复需求，主要包括运动前评估，运动过程中的医学监督和运动过程中的安全性管理。中西医协同多学科整合运动康复门诊及床旁康复，康复科医师早期介入，制定近期与远期康复目标，联合肿瘤内科、泌尿外科、康复医学科、针灸科、营养科、全科等各科室医师线上讨论、实地考察及现场会；因手术、放疗、化疗导致的盆底结构、功能损伤所带来的排便功能障碍等问题。运动前安全性评估，运动指导，患者配合收获了很好的效果。
遵循指南该患者需要一份全面的运动处方，遵循FITT原则，包括：频率、强度、时间和方式。运动处方技术能够有效防治慢病和运动损伤，对肿瘤及慢性疾病预防和康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减少医疗花费，优化医保基金使用，改善肿瘤患者生活质量获益。
2.7.3 运动处方的制定者
取得运动康复资格证书的康复医师开具运动处方，康复治疗师指导训练及预防可能风险。根据处方对象的身体机能状态，可分适应期、提高期和稳定期三个阶段设计运动处方。适应期通常1～4周，通过调整运动频率、时间和强度达到第一阶段的目标运动量。提高期坚持超负荷原则、针对性、个体化、可逆性，循序渐进推进，以促进身体机能持续提升。提高期通常持续5～6个月，每4～6周对运动的效果评价、运动量调整。运动能力及功能水平保持稳定状态，进入稳定期。不随意停止运动，以保持良好的身体机能和代谢状态。
2.7.4 运动处方的随访、效果评价和调整
运动康复处方，与剂量-效果有相关，需要长时间坚持。对肿瘤患者运动康复需要培养，并帮助理解获益问题，在营养保证条件下，多学科协作，住院患者运动处方阶段性目标达成后可以出院。对患者居家跟踪、随访至少每月1次，或远程动态监测，及时调整运动处方，避免患者运动损伤。重点关注疾病和损伤的恢复情况、身体结构与功能改善情况、活动水平、是否坚持规律运动。包括：1）安静时的心率、血压等指标；2）健康体适能 5 大要素（心肺耐力、肌肉力量、肌肉耐力、身体成分和柔韧性）；3） 身体代谢指标的变化，如血脂、血糖等；4）心理状态的改变。
2.8
国内相关重大计划和研究项目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肾癌的系统治疗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除了上述RENOTORCH研究和CONCEPT研究以外，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龚侃教授团队围绕VHL综合征开展了一系列的临床及转化研究，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曾浩教授团队围绕延胡索酸水合酶缺陷型肾癌和TFE3重排型肾癌开展了一系列临床试验和转化研究（NCT04387500，NCT05808608，NCT04385654）。
在国内，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叶定伟教授团队申报的《尿路上皮癌基因检测试剂盒及分析软件在尿路上皮癌诊断中的应用》项目，这是一个新兴前沿技术联合攻关项目，旨在通过系统性的临床研究评估可帮基因UriBLAD mRNA检测在尿路上皮癌诊疗中的性能。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团队建立了临床肿瘤组织来源的上尿路尿路上皮癌（UTUC）类器官培养体系，极大提高了肿瘤类器官建成的成功率。联合Single-cell RNA-seq技术，该研究证明UTUC类器官可作为新型的肿瘤研究模型，可以针对耐药细胞开发新型肿瘤治疗策略。团队牵头多中心RCT研究，比如有关输尿管镜检查对膀胱内复发的影响，本研究有望确证国内患者接受输尿管镜检是否增加膀胱内肿瘤的复发率。
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在中央高水平医院临床科研专项资金的支持下，已着力建设基于临床大数据的肾上腺外科疾病诊治标准化体系。本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建立以下标准体系：1、术前诊断流程图及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体系。2、肾上腺肿瘤手术风险评分系统，确定手术风险分级，指导外科医生制定手术方案并进行手术治疗。3、肾上腺外科疾病围手术期处理规范化流程，指导多学科合作。4、建立肾上腺肿瘤生物样本库，为临床、基础科研奠定基础。5、术后治疗及随访体系，针对疾病特点确立相应的流程管理。
基础机制探索方面利用单细胞转录组、空间转录组、空间代谢组及飞行质谱流式等先进实验技术探讨肾上腺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机制，探寻新的治疗靶点。同时开展了治疗ACC的TFX05-01一期药物临床试验。
患者报告结局（Patient-reported outcomes, PROs）数据的报告往往滞后于快节奏的临床结果报告，而且对于许多新的治疗方法，我们对PROs的了解有限。例如，Arcerio等报道了一项关于接受已批准的肿瘤治疗的患者的PROs的系统综述，指出只有40%的FDA批准和58%的欧洲药品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EMA）批准的适应证发表了生活质量数据。此外，只有6%的FDA批准和11%的EMA批准的适应证包括了患者生活质量有临床意义的改善。人们越来越关注PROs终点的重要性；然而，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在不断发展，目前的药物开发工作缺乏对PROs终点的方法、分析和报告的标准化。具体来说，对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最近的一项综述指出，只有52.3%的随机对照研究发表了任何PROs数据，且对PROs分析的标准化有限，大多数（85.7%）仅使用了描述性统计。更全面的PROs特异性论著是有价值的，应该推广在主要肿瘤学期刊上发表，而不是经常被临床医生读者错过的关于生活质量的二级期刊。
卫生保健技术的进步为专业人员收集数据提供了新的工具。可穿戴设备包含传感器、智能手机和症状监测、数字问卷、虚拟远程会议和远程医疗以及基于人工智能和云的平台，这些创新可以集成到康复过程中，以改进PROs数据收集，为康复治疗决策提供支持。监管机构需要提供了一个框架来建立具有临床和研究应用的可穿戴技术的标准。
总体而言，目前泌尿生殖肿瘤整合康复学科在临床试验层面需要加强患者报告结局研究，临床实践层面加强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评估，采用各种新型的卫生保健技术，促进康复学科的发展。
2.9
国内重要研究平台与研究团队
目前，我国参与肾癌整合康复的平台和团队主要有各大高校附属医院、肿瘤专科医院、各省市三甲医院等。
我国参与UTUC的平台和团队主要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周利群团队、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叶定伟教授团队、中山大学附属孙逸仙医院黄健教授团队等。
我国参与前列腺癌研究的平台和团队主要有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叶定伟教授团队、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周芳坚教授团队等。
北京协和医院具有完善的泌尿外科、内分泌科、麻醉科、ICU、核医学科、放射科、病理科等学科为主的肾上腺外科MDT团队，奠定了肾上腺恶性肿瘤诊治标准化体系的坚实基础。
3. 国内外研究进展比较
3.1
国际前列腺癌整合康复学科发展现状
EMBARK研究的中期结果在2023年于NEJM发表，并据此拿下了NHA的首个在非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nmHSPC）中应用的适应证[30]。该研究是一项III期RCT，评估了恩扎卢胺联合ADT和恩扎卢胺单药在高危生化复发人群中的疗效和安全性，主要入组标准为前列腺根治性切除（Radical prostatectomy，RP）后PSA≥1ng/ml或初次外照射放疗（external beam radiation therapy，EBRT）后PSA较最低值升高≥2ng/ml的患者， PSADT≤9个月且无远处转移病灶。在中位随访60.7个月后，结果显示恩扎卢胺联合ADT相较于单独ADT显著降低患者转移风险58%（HR 0.42, 0.31-0.61, P值<0.0001），其3年无转移生存（MFS）提高9.4%，5年MFS提高15.9%，且在所有亚组中均有获益。同时，患者报告结果也显示联合方案对患者生活质量影响较小，且安全性良好，严重AE发生率联合组对比ADT组为34.8%和31.6%。并且，本研究恩扎卢胺单药治疗这一组也为去ADT的联合治疗方案提供了探索性的证据。
有研究探索了在局限性前列腺癌RP和SBRT的优势，这是该类型的首个RCT研究(PACE-A)。该研究对比了二者的治疗相关损伤结局，提示与手术相比，接受SBRT的患者具有更好的尿失禁和性功能评分，而在随访2年后SBRT组患者的胃肠道不良事件更多。
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mHSPC）多药联合应用的主要研究包括ARASENS(达罗他胺)、PEACE-1（阿比特龙）、ENZADA（恩扎卢胺）等生存结果均在2022年就已披露，2023年主要以事后分析和更详细的数据分析为主，为临床上mHSPC阶段ADT+NHA+多西他赛（DOC）的应用提供更多的指导。在2023年的数据报道中，几个研究结果均提示，获益患者人群主要集中于高肿瘤负荷人群，而低肿瘤负荷人群获益并不明显。这些研究均提示联合NHA在安全性上相较于DOC+ADT并不显著增加患者风险。同时，几个研究均报道了关于PSA缓解和患者生存获益间的相关性，提示PSA应答是mHSPC患者预后的预测指标[31]。
PEACE-1研究还提示在标准治疗（standard of care, SOC）+阿比特龙的基础上联合EBRT虽然无法为低肿瘤负荷患者带来OS改善，但能降低严重泌尿系统不良事件的发生，因此SOC+NHA+EBRT可能成为一种更适宜的临床治疗方案。
KEYNOTE-991研究探索了NHA+ADT+帕博利珠单抗治疗mHSPC的可行性，但中期结果显示患者rPFS并无改善并且不良事件发生率有明显提高，因此研究终止，这也代表了在mHSPC阶段应用免疫治疗仍无足够临床获益证据。
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的进展主要集中在PARP抑制剂联合NHA的一线应用方面，研究包括PROpel（奥拉帕利）、TALAPRO-2（他拉唑帕利）、MAGANITUDE（尼拉帕利）和TRITON3（卢卡帕利）。其中，PROpel在2022年就报道了对于全人群应用奥拉帕利+阿比特龙的PFS获益，并获得了mCRPC一线使用的适应证。但在今年的报道中，其OS结局对于非HRRm和非BRCAm患者并未能获益，导致全人群OS获益并无明显改善，FDA据此改变了其对奥拉帕利适应证的批准范围。而MAGANITUDE研究在早期摒弃了HRR BM-组队列后，BRCA+患者在中位随访35.9个月后，显示出了明显的生存获益，并在其他的次要研究终点中均有改善[32]。TALAPRO-2[33, 34]与其他两个研究不同点在于，其联合NHA药物为恩扎卢胺而非阿比特龙，并且该研究入组人群介于PROpel和MAGANITUDE之间，设置了全人群和HRR+人群两个队列并得出HRR+人群中PFS获益的结论，但其在亚组分析中发现HRR+人群中BRCA1突变获益不显著，CDK12突变获益显著，这与既往研究有所不同，其OS数据尚未达到，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结果来证实该结论是否可信。共同的是，这三个研究均提示PARPi联合NHA在mCRPC患者中应用并不会产生额外的安全性问题，其最常见的3、4级不良反应仍是贫血，也为临床应用提供了证据。
在mCRPC中PD-1联合NHA的研究同HSPC一样，研究均提示该方案并不能明显改善患者生存。至此包括KEYNOTE-921、IMbassador250、KEYLYNK-010等PD-1联合DOC、NHA或PARPi的研究失败，证实免疫治疗在前列腺癌当中的应用仍十分有限。但是一项针对于伴小细胞神经内分泌分化的前列腺癌中应用BXCL701+帕博利珠单抗的研究提示患者获得了复合缓解率的获益。这提示针对特殊分化的患者某些PD-1联合方案可能会产生作用。
此外，许多学者还探索了靶向放射配体疗法药物的更多应用场景，如将177Lu-PSMA-617应用于二线mCRPC（未经化疗）的可行性（PSMAfore研究）。结果显示，相比较NHA，177Lu-PSMA-617在治疗一线ARSI失败的mCRPC患者时有明显的生存获益和更低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这为177Lu-PSMA治疗前移提供了依据。
3.2
国际肾癌整合康复学科发展现状
3.2.1 围手术期
对于接受保留肾单位手术的患者来说，肾功能的保护对于术后康复具有重要意义。国外学者采用Voronoi图(一种基于欧氏距离的数学工具)结合三维虚拟模型(3dvm)算法，精确估计肾脏灌注区域，指导肾脏血管选择性夹闭合超选择性夹闭，通过该方法最大限度减少了对肾脏剩余部分的损伤，术后肾功能恢复更好[35]。
3.2.2 系统治疗
HIF-2α抑制剂作为一种新型抗血管靶向治疗药物，用于晚期肾癌后续治疗的研究受到较大关注，2023年，贝组替凡用于晚期肾癌的一系列研究结果陆续公布。在既往靶向和免疫等多项治疗失败后的晚期肾癌患者中，采用贝组替凡单药与依维莫司单药的中位PF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贝组替凡组中约20%患者长期处于无进展生存状态，复发或死亡风险降低25%；在ORR和DOR方面，贝组替凡组显著优于依维莫司组，ORR分别为22.7%与3.5%，DOR分别为19.5个月与13.7个月(LITESPARK-005研究)。另一项研究报道了晚期ccRCC中一线(队列1)和经免疫治疗失败后(队列2) 采用贝组替凡联合卡博替尼治疗患者中的疗效。队列1的ORR和DCR分别为70%和98%，中位PFS长达30.3个月，中位随访24.3个月，中位总生存未达到。队列2的ORR和DCR分别为31%和92%，中位PFS和OS分别为13.8个月和26.7个月，总体安全可控，没有出现新的不良反应。
对于免疫治疗进展的患者，其最佳治疗方案一直存在争议，来自国外的III期临床试验CONTACT-03近期公布了研究结果[36]，在中位随访15.2个月时，联合使用阿替利珠单抗和卡博替尼相对于卡博替尼单药，在主要终点PFS或OS方面均未观察到统计学显著差异。同时，联合治疗组毒性反应发生率增加。因此，研究结果不支持在免疫治疗进展后立即序贯使用阿替利珠单抗联合卡博替尼。
3.2.3 辅助治疗
对于接受肾癌术后患者的辅助治疗，国外研究报道了术后给予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抑制剂依维莫司的随机、双盲、III期试验结果。共有1,545例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依维莫司(n=775)或安慰剂(n=770)治疗，中位随访76个月。研究结果显示，在术后高复发风险的肾癌患者中，与安慰剂相比，术后使用依维莫司辅助治疗未能改善无复发生存率。因此，研究结果不支持肾癌术后使用依维莫司作为辅助治疗[37]。
3.3
国际膀胱癌整合康复学科发展现状
3.3.1 国际膀胱癌基础研究现状
在一项国际研究中，分析表明在10%的膀胱癌样本中存在FGFR3基因突变，68%的样本显示p53异常表达，55%的样本中Ki-67增殖指数升高。特别地，FGFR3突变在早期低级别膀胱癌中的发生率高于晚期高级别膀胱癌，而p53异常和Ki-67升高与膀胱癌分期无明显关联[38]。另有研究报道，FGFR3-S249C突变在转基因小鼠中诱发了低级别乳头状BCa，其病理特征与人类BCa相似。此外，这种突变在雄性小鼠中的发生率较高，可能与其对雌激素受体ESR1表达的抑制作用有关[39]。以往认为，PKM2通过促进Warburg效应和肿瘤相关蛋白的表达促进肿瘤的发生。一项国际研究指出，PKM2的过表达在有血管浸润的尿路上皮增生细胞中会促进肿瘤发生，这一过程涉及激活转录激活蛋白3（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STAT3）-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inducible factor 1α，HIF1α）/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信号转导通路[40]。有研究发现，高级别T1膀胱癌的遗传特征，如高肿瘤突变负荷和特定基因突变，与病情预后密切相关。特别是ERCC2突变和APOBEC-A/ERCC2突变特征与良好预后关联[41]。研究发现，在膀胱癌的基底-鳞状分子亚型中，层粘连蛋白-332基因表达较高。这种表达模式与泡状转录因子FOXA1表达呈负相关，可能成为基底-鳞状膀胱癌患者的生物标志物[42]。
3.3.2 国际膀胱癌临床研究现状
在膀胱癌的早期诊断方面，一项国际研究报道了名为Cxbladder的尿液测试方法，用于检测尿路上皮癌，增加了对FGFR3和TERT基因的6种单核苷酸多态性分析17。在美国和新加坡血尿患者的研究中，升级版Cxbladder检测表现出高达97%的敏感性和90%的特异性[43]。83%的患者无需进一步检查，而在检测阳性的患者中，约半数确诊为肿瘤[43]。这表明升级版Cxbladder测试在诊断尿路上皮癌方面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有效性[43]。来自荷兰的研究发现并验证了尿液中九种甲基化标记物，特别是GHSR/MAL组合在膀胱癌中作为非侵入性检测手段的有效性[44]。GHSR/MAL显示出高灵敏度和特异性，尤其在高级别和高分期的肿瘤中表现更佳，证实了其作为膀胱癌诊断的有效生物标志物[44]。另一项国际研究发现，通过不同的分析平台识别了膀胱癌患者中独特的血清代谢物如异丁酸、吡咯酰胺等，以及锂和铁金属元素，并发现这些代谢物和元素有应用于膀胱癌的非侵入性检测、分期和分级的潜力[45]。
在探索保留膀胱的综合治疗方案中，一项来自日本的研究报道了MIBC患者使用吉西他滨和顺铂的化放疗联合方案的效果[46]。研究发现，化放疗后有31名患者观察到病理学完全缓解，5年保留膀胱无转移生存率为76%。化放疗的5年癌症特异性和总生存率分别为85%和75%，与根治性膀胱切除术的73%和71%相比没有显著差异。主要的3/4级不良事件包括中性粒细胞减少症（63%）、贫血（18%）和血小板减少症（37%）；未观察到与治疗相关的死亡[46]。另一项来自法国的研究回顾性分析了75岁及以上非转移性MIBC患者，这些患者接受了TMT治疗，包括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后随之进行的同步化疗和放疗[47]。研究共纳入85名患者，引导后完全缓解率为83.5%，随访中位期为63个月，5年OS、癌症特异性生存率（cancer specific survival, CSS）分别为61.0%和77.6%[47]。还有学者通过结合顺铂化疗、放疗以及后续的抗凋亡1（anti-programmed cell death 1, PD-1）治疗，提高了患者的客观反应率和生存率[48]。这种治疗组合通过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提高了治疗的整体有效性[48]。
欧洲学者报道了GETUG-AFU V05 VESPER临床试验的结果，通过对比密集剂量的甲氨蝶呤、长春新碱、多柔比星和顺铂（dd-MVAC）每2周一次共六个周期，和吉西他滨和顺铂（GC）每3周一次共四个周期的治疗方案，发现dd-MVAC组与更长的无进展生存时间显著相关（3年PFS率：69%对 58%，HR = 0.68 [95% CI, 0.50 to 0.93], P= .014）[49]。一项来自英国的研究，报道了针对MIBC患者进行的BC2001临床试验的长期随访结果。研究显示，放疗联合5-FU和丝裂霉素C化疗方案，相较于单独放疗改善了局部控制（[HR 0.61 [95% CI 0.43-0.86]，P=0.004）。生存方面，虽然在统计结果上不显著，但放化疗联合组在无病生存率（disease free survival, DFS），无转移生存率（metastasis free survival, MFS），膀胱癌特异性生存率（bladder cancer specific survival, BCSS）和总生存率有所提升[50]。
在免疫治疗方面，PURE-01研究（NCT02736266）是肌层浸润性膀胱尿路上皮癌患者在RC前接受新辅助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ICI）治疗的先驱。该研究报告了在中位随访期三年后，派姆单抗作为术前新辅助治疗的长期效果显著，PD-L1表达是预测持续反应和生存效果的关键指标[51]。另一项国际研究指出，NKG2A在CD8+T细胞中的表达与膀胱肿瘤对PD-L1阻断免疫疗法的反应性和生存率提升相关，强调了在肿瘤表达HLA-E时结合NKG2A阻断的治疗策略的重要性[52]。一项国际研究表明，盘状结构域受体酪氨酸激酶2（discoidin domain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2, DDR2）及其家族成员DDR1的表达模式与膀胱癌患者对抗PD-1和PD-L1免疫治疗的反应及总生存率相关，为预测疗效提供了新的生物标志物[53]。美国的学者报道了在MIBC患者中联合使用新辅助吉西他滨和顺铂（GC）与阿特珠单抗（atezolizumab, A）显示出良好的治疗效果，特别是在<pt2n0的患者中观察到改善的无复发生存率，但pd-l1的低阳性率限制了其作为预测标志物的潜力[54]。另一项国际研究报道了abacus临床试验中mibc患者接受新辅助两个周期的阿特珠单抗治疗后的2年dfs和os分别为68%（95% CI 58-76）和77%（95% CI 68-85），其中CD8+表达和循环肿瘤DNA（ctDNA）水平与治疗结果显著相关，这可能有助于未来的个性化治疗策略[55]。
ADC类药物应用也是膀胱癌治疗国际研究的热点。目前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批准应用于临床治疗癌症的ADC包括靶向Nectin-4的恩诺单抗（enfortumab vedotin，EV）和靶向Trop-2的戈沙妥珠单抗（sacituzumab govitecan，SG）。在EV-101这项一期临床试验中，EV作为单药治疗在转移性尿路上皮癌（mUC）患者中一般耐受性良好且有着积极的生存结果，客观反应率为43%，反应持续时间为7.4个月，中位总生存期为12.3个月，1年OS率为51.8%，目前相关的二期和三期研究正在进行中[56]。另一项纳入治疗后进展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的三期临床研究EV-301中，报道的中位随访时间为11.1个月，其中EV组的OS长于化疗组（中位OS, 12.88对8.97个月；HR 0.70；95% CI 0.56-0.89；P=0.001）[31]。EV组的PFS也优于化疗组（中位PFS, 5.55对3.71个月；HR 0.62；95% CI，0.51-0.75；P<0.001），两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的发生率相似[57]。
3.4
国际上尿路上皮癌整合康复学科发展现状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如高分辨率影像诊断技术、微创手术技术、新化疗药物和免疫治疗等，为UTUC的早期诊断、精准治疗和预后改善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在基础研究领域，对UTUC的发病机制、生物学特性等方面的深入研究，有望为UTUC的治疗提供新的靶点和方法。
3.5
国际肾上腺肿瘤整合康复学科发展现状
2023年度国际上对于肾上腺恶性肿瘤的研究仍有突破。西班牙国家癌症研究中心团队确立了转移性嗜铬细胞瘤的遗传学和免疫学的标志物[58]。此外，机器学习已经成为目前研究中的重要手段。德国科学家团队利用机器学习模型预测转移性嗜铬细胞瘤的敏感性达到83%，特异性为92%[59]。
肾上腺皮质癌中进一步明确了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在肾上腺皮质癌中的作用，发现一系列如ZNFR3、CTNNB1等经典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分子的异常表达导致ACC的发生，提示调节Wnt信号通路的相关药物在ACC中可能有较好的效果[60]。此外，基于空间代谢组学研究发现，ACC高代谢异质性导致了较差的预后并且发现了4种潜在的治疗药物[61]。
3.6
国际泌尿生殖肿瘤运动康复学科发展现状
《ACSM 运动测试与运动处方指南》以运动频率 （frequency，F）、运动强度（intensity，I）、运动时间 （time，T）、运动方式（type，T）、运动总量（volume，V） 及运动进阶（progression，P） 6个核心要素（FITT-VP） 为基石，将运动处方定义为：“运动处方包括运动频率、运动强度、运动时间、运动方式、运动总量及运动进阶等要素，是为不同年龄、不同体适能水平以及存在/不存在冠心病危险因素或冠心病的人群制定的，用于促进健康及防治慢病的运动锻炼指导方案”。
3.7
国际重大研究计划和重大研究项目
目前，众多肾癌相关的临床试验正在国际范围内开展。包括HIF-2α抑制剂贝组替凡联合帕博利珠单抗用于肾透明细胞癌术后辅助治疗(MK-6482-022)，贝组替凡用于VHL病的临床治疗(MK-6482-015)，以及贝组替凡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及仑伐替尼作为一线用药治疗晚期肾透明细胞癌 (MK-6482-012)等项目正在开展国际多中心III期临床试验。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PD-1抑制剂、CTLA-4抑制剂等）为基础的肾癌系统治疗方案也正在开展多项大型临床试验。
新一代的UroAmp (Convergent Genomics)尿全基因组测序技术在UTUC中的应用价值，项目纳入原发性膀胱尿路上皮癌患者标本69例，能够进行定量诊断的UroAmp基因检测技术能够用于上尿路尿路移行细胞癌（UTUC）和膀胱移行细胞癌中的基因突变分析。
范德堡大学医学中心的Amy Reed医生和她的团队探索了计算机视觉的最新进展，对从视频中提取的输尿管镜检1097个帧进行了观察，其中80%的帧用于训练计算机视觉模型，剩余的20%作为测试集用于自动甄别模型，能够正确甄别出使用钬激光消融的23个不同肿瘤，准确率为0.95。
多中心临床研究项目ECOG 8141，入组了高危UTUC患者，评估了吉西他滨联合卡铂和aMVAC（甲氨蝶呤、长春花碱、阿霉素、顺铂）方案的治疗效果。
一项多中心前瞻性II期新辅助化疗临床研究（NCT01261728）显示，接受吉西他滨联合顺铂（GC方案）新辅助化疗的UTUC患者，其病理缓解率达到了47%。
POUT研究将261例UTUC术后患者随机分配至辅助化疗组和观察组，结果显示辅助化疗组显著改善无病生存时间（DFS）和无转移生存（MFS）时间。
目前国际上对于肾上腺恶性肿瘤的研究仍处于领先地位。根据ClinicalTrial中的注册研究，肾上腺皮质癌临床研究招募或在研项目30余项，嗜铬细胞瘤40余项。内容涵盖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单药/联合治疗、放化疗等不同方式。
3.8
我国研究现存优势与不足
近些年来，我国学者在前列腺癌临床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存在以下一些不足之处：（1）缺乏原创性医疗新技术的提出，我国的研究多为紧跟国际前沿或热点问题的跟踪型研究；（2）缺乏牵头原创性药物大型临床试验的研究，这主要与我国民族企业在前列腺癌新药研发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关；（3）缺乏多学科协同开展的综合治疗相关的研究，这主要与我国的前列腺癌诊治医生多关注自身治疗领域，少涉及其他学科最新知识有关，也和多数医院的医政管理结构有关；（4）缺乏聚焦患者生活质量提升的研究，多数研究只重视治疗疗效，不太关注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
近年来，我国在肾癌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基于国内肾癌患者的庞大基数，以及肾癌研究机构及医疗、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我国肾癌的外科手术治疗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多个国产的机器人平台已经开始进行临床实践。另外，目前国内已经完成了多项国产自研抗肿瘤药物的大型临床试验，建立了多个大型的遗传性肾癌、罕见类型肾癌队列，解析了国人肾癌多组学图谱，自主制定了多项肾癌治疗和康复指南，极大改善了我国肾癌患者的诊治现状。
相较于国外研究，我国肾癌相关的临床和转化研究起步较晚。对肾癌新靶点的探索研究仍落后于国际最先进水平，长期缺乏自主研发的新药。肾癌患者治疗方案的制定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国外大型临床试验的结果。
我国在膀胱癌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众多研究成果发表于国内外顶尖学术期刊。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探究膀胱癌的发生和发展的分子机制、鉴定新的分子标记物，以及解析肿瘤对治疗的耐药机制等方面。部分研究不仅达到了国际一流的水平，还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可。这些研究成果在深化全球科学界对膀胱癌的认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疾病的早期筛查、新药物的开发、以及治疗效果的改善等方面，为全球膀胱癌诊治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我国科学家的这些研究也促进了膀胱癌治疗的个体化和精准化，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我国的膀胱癌研究与国际水平相比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我国的膀胱癌研究在某些方面还未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尤其是在创新药物的开发和临床试验方面，原因包括研究基础设施和资金的限制。此外，我国在某些关键医疗技术和治疗方法，如机器人手术、内窥镜的研究和应用上也可能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正在这些领域迅速进步，不断加强相关研究和临床实践，以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我国UTUC患者绝对数量较多，为临床研究的开展和临床实践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基础。高分辨率影像诊断技术、微创手术技术、新型药物纳入临床实践，为临床水平的提升和临床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由于UTUC的发病率相对较低，公众对其认知度较低，导致部分患者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协同水平低，多中心临床研究和MDT的开展仅限于区域中心医院，使我国UTUC的患者较多的情况下，临床研究数量偏少、质量不突出，临床诊疗差异的差异性较强。
目前我国肾上腺恶性肿瘤的规范诊疗体系已建立。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已经建立了成熟的肾上腺恶性肿瘤的诊疗规范，包括肾上腺恶性肿瘤的诊断，针对不同体积、单双侧等因素手术方式，术后随访，针对不可切除或复发转移病灶也制定了规范的诊疗方式。由于肾上腺恶性肿瘤为罕见肿瘤，存在认识不够深入的问题，因此由北京协和医院牵头制定的规范能够进一步指导医生的诊疗，从而利于患者的早诊断及治疗。我国人口基数庞大、肾上腺肿瘤患者病例数目众多，这使得我国在研究相关肿瘤具有先天的优势。丰富的病例资源不但能够促进基础科研、临床试验的开展，相关成果也能够反哺患者，是使其从中获益。如北京协和医院单中心已诊治嗜铬细胞瘤/副神经节瘤患者2000余例，数量位列全球单中心首位，并建立国内最大的包括患者临床信息及外周血DNA和肿瘤组织的标本库和临床研究数据库。基于较大的临床样本开展一系列临床实验。在国内首先开展在转移性嗜铬细胞瘤患者中进行替莫唑胺化疗和靶向治疗的临床观察。
我国肾上腺恶性肿瘤规范诊疗体系有待进一步推广。尽管已建立了肾上腺恶性肿瘤，尤其是ACC的规范诊疗体系，但是由于其罕见性，国内对肾上腺恶性肿瘤的诊疗、治疗方式、手术方案选择及术后药物辅助治疗方面的认识需进一步的提高，进而改善肾上腺恶性肿瘤的预后。目前基础研究较为薄弱。由于肾上腺恶性肿瘤为罕见肿瘤，存在研究课题组较少、样本难以获取等现实问题，目前国内研究在肾上腺皮质恶性肿瘤发生、发展机制的研究较为薄弱。尽管随着近年来对肾上腺恶性肿瘤发病分子机制研究的不断探索，开发了针对肿瘤生长、增殖、分化的药物，但由于肾上腺恶性肿瘤的罕见性，治疗药物的开发较为缓慢，并且在细胞或动物有前景的药物，临床实验显示疗效欠佳。
【主编】
朱 刚 北京和睦家医院
戴 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刘 明 北京医院
胡志全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尧 凯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曾 浩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副主编】
盛锡楠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张玉石 北京协和医院
刘 芳 四川省肿瘤医院
李学松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张 勇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张树栋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朱绍兴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王东文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
赵瑞宁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崔殿生 湖北省肿瘤医院
许 宁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涂新华 江西省肿瘤医院
陈旭升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陈立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泌尿外科医学部
张雪培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李冬梅 北京和睦家中西医结合医院
陈方敏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刘 韬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傅 强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安 欣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刘 蕾 北京医院
李 蕊 贵州省人民医院
何卫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张 凯 北京和睦家医院
【编委】（按姓氏拼音排序）
毕良宽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曹晓明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常 晖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陈丽丽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陈启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陈文轩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陈 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邓程恩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董涵之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杜 君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范 博 大连医科大学二院
范 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方 玉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傅 斌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高平生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顾玮瑾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桂定文 湖北黄石中心医院
韩雪冰 山西省肿瘤医院
郝刚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何其英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胡小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李洪振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李 靖 河南省肿瘤医院
李 军 甘肃省肿瘤医院
李前跃 新疆兵团医院
林春华 山东烟台毓璜顶医院
刘 浩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刘孝东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陆相云 北京协和医院
吕 强 江苏省人民医院
马 涛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马学军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马志伟 四川省人民医院
穆中一 辽宁省肿瘤医院
倪晓辰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牛海涛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曲 军 海南省肿瘤医院
史振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宋 刚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唐开发 贵州中医大一附院
陶凌松 安徽省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田 野 贵州省人民医院
瓦斯里江·瓦哈甫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万方宁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汪 磊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王 东 内蒙古自治区肿瘤医院
王 峰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王洪智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王晶晶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王 龙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王晓霞 北京医院
王宗平 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
温思萌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肖 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肖克峰 深圳市人民医院
谢 可 四川省人民医院
谢 宇 湖南省肿瘤医院
徐子程 江苏省肿瘤医院
鄢谢桥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闫永吉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杨春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杨 晶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杨 勇 云南省肿瘤医院
姚林亚 江苏省昆山市中医医院
游 昕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肿瘤中心
曾 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张 川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张 刚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张会瑞 哈医大肿瘤医院
张 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张 盛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张雪莹 吉林省肿瘤医院
郑 霞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钟秋子 北京医院
钟伟枫 广州市第十人民医院
周昌东 吉林省肿瘤医院
朱世杰 北京医院
朱伟智 宁波市泌尿肾病医院
朱耀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朱 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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