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癌协会

 概述

  肺癌作为中国恶性肿瘤中的主要类型，对公共卫生和患者生活质量造成了严重影响。根据2022年中国肺癌流行病学数据，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持续居高不下，成为国民健康的重大威胁。为了应对这一严峻挑战，《中国恶性肿瘤学科发展报告：肺癌学科发展报告（2022版）》旨在对2022年度肺癌研究进展进行全面梳理，厘清当前学科研究现状和争论焦点。该报告涵盖了诊断、治疗、预后评估、新药研发等方面的最新研究，为临床医生和研究者提供指导。

  肺癌分为非小细胞肺癌（NSCLC）和小细胞肺癌（SCLC），其中NSCLC占肺癌总数的85%。本报告介绍了2022年度肺癌研究进展，主要包括ⅠB期EGFR阳性患者术后辅助治疗的新证据、持续MRD阴性定义可能治愈的NSCLC、MET14跳变晚期NSCLC的新药物治疗、新型诊断方法及风险预测和华人非小细胞肺癌易感性基因罕见变异研究进展等。

  1. CORIN研究：IB期EGFR阳性患者术后辅助治疗的新证据

  既往已有不少研究证实了EGFR突变患者术后辅助TKI的价值。但对于IB期患者是否能从中获益尚存争议。这项Ⅱ期试验[1]比较了手术完全切除后，埃可替尼与对照组对于EGFR突变阳性的IB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辅助治疗效果。患者被随机（1:1）分组，接受埃克替尼（125mg，每日3次）辅助治疗12个月，或接受观察，直到疾病进展或出现无法忍受的毒性。主要终点为3年无病生存期。结果共128例患者被随机分组，埃克替尼组63例，观察组65例。中位随访时间为39.9个月。伊可替尼组3年DFS（96.1%， 95%CI：91.3-99.9）显著高于观察组（84.0%，95% CI：75.1-92.9，P = 0.041）。观察组有3例死亡。在埃克替尼组中，49名患者（77.8%）报告了任何级别的不良事件，4名患者（6.3%）发生了3级或更高级别的不良事件。无治疗相关死亡发生。CORIN研究首次前瞻性证明了IB期EGFR突变阳性NSCLC患者R0切除后接受埃克替尼辅助治疗，相对于观察，可显著提高患者的3年DFS率，同时安全性和耐受性可接受。

  2. 持续MRD阴性定义可能治愈的NSCLC

  分子残留病变（molecular residual disease，MRD）阳性是完全性切除后肿瘤复发的危险因素。吴一龙教授团队通过多次动态液体活检，持续监测检测MRD，拓展了MRD的应用价值。研究[2]纳入了261例接受完全切除手术的Ⅰ～Ⅲ期NSCLC患者，并对913例连续的外周血样本进行MRD检测，仅有6例（3.2 %）持续MRD阴性的患者复发，持续MRD阴性预测值为96.8 %，而MRD的阳性预测值为89.1 %，与影像学相比，中位超前时间为3.4个月。值得注意的是，通过MRD发现脑转移的敏感性低，在5例脑转移的患者中，只有1例MRD阳性。进一步的亚组分析发现，MRD阴性的患者可能无法从辅助治疗中获益。

  本研究首次从MRD阴性的角度出发，提出持续MRD阴性可能定义被治愈的肺癌术后患者。而且研究结果也显示不论术后分期如何，给予MRD阴性（I～III期）患者辅助治疗并不能提高生存率，而只能增加副反应，与之前的研究结果类似[3]。虽然多个研究已经证实辅助化疗、辅助靶向治疗和辅助免疫治疗的价值，但是即使是III期也有部分患者单纯通过手术治愈，因此，完全切除术后的IB-III期的患者有一定比例的陪治现象。而本研究也引领了抗肿瘤治疗“做减法”的潮流。最新的荟萃分析显示MRD较影像学复查可提前约半年的时间发现复发，意味着如给予MRD结果则可望对高危患者提前一个复查时间点给予治疗[4]。目前已经开始多项根据MRD的结果选择辅助治疗或者观察的临床研究，未来，随着这些结果的公布，将能更好的回答能否基于MRD选择辅助治疗方案这个临床医生和患者非常关注的问题。

  3. MET14跳变晚期NSCLC治疗新进展

  GLORY研究[5]为一项开放、国际多中心的单臂II期研究，结果显示谷美替尼片对于具有MET外显子14跳变的初治和经治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均具有强大及持久的临床疗效并且安全可控。总共入组84例患者，79例具有中心实验室确认的MET外显子14跳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纳入有效性分析集，其中初治患者44例，经治患者35例。由盲态独立影像评估委员会（BIRC）评估的总体客观缓解率（ORR）为66%，其中初治患者ORR为71%，经治患者ORR也达到60%；谷美替尼起效迅速，绝大部分在首次肿评达到缓解，中位起效时间为1.4个月；中位缓解持续时间（mDoR）总体人群8.3个月，初治患者达15.0个月，经治患者8.3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总体人群8.5个月，其中初治患者达11.7个月，经治患者7.6个月；中位总生存期（mOS）总体人群17.3个月，其中初治患者尚未达到，经治患者16.2个月。脑转移患者的总体ORR高达85%，也观察到令人鼓舞的颅内抗肿瘤作用，5名患者的脑转移病灶在研究者评价中选择为靶病灶并有治疗后肿瘤评估，均观察到颅内肿瘤缓解。安全性方面，整体安全可控，常见不良反应为水肿。

  这个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MET外显子14跳变可作为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治疗靶点及常规检测该突变的重要性，也支持使用谷美替尼单药用于MET外显子14跳变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治疗[1]。2023年3月谷美替尼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

  4. 胸腔积液和心包积液cfDNA检测：NSCLC诊断新选择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肿瘤穿刺组织不足，难以充分进行DNA分子检测。此外，血浆游离DNA（cfDNA）特异性较高但敏感性有限。作为液态活检的另一种方式，胸腔和心包积液cfDNA（PE-cfDNA）基因分型的临床研究目前主要受限于小样本量或回顾性设计。香港中文大学 Tony S. K. Mok教授牵头开展首个前瞻性临床试验，探索PE-cfDNA检测NSCLC患者EGFR敏感突变和获得性T790M突变的有效性。

  研究[6]纳入未接受过EGFR TKI治疗的患者（队列 1，n = 104）或接受过 EGFR TKI但未接受过奥希替尼治疗的患者（队列 2， n = 67）并进行ddPCR检测。队列1中，37%（38/102）患者组织EGFR敏感突变阳性，PE-cfDNA的特异性、敏感性和一致性分别为97%、97%和97%（P < 0.001）。相应地，队列2中，38%（15/40）患者组织获得性T790M突变阳性，PE-cfDNA的特异性、敏感性和一致性分别为60%、87%和70%（P = 0.004）。不论组织T790M状态如何，PE-cfDNA检测显示T790M阳性患者均观察到奥希替尼的临床获益。该研究表明，PE-cfDNA可作为组织和血浆基因检测的有效补充，满足晚期NSCLC患者的无创活检、明确诊断、指导治疗的需求。

  5. PD-1抑制剂一线治疗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在全球首次获得成功

  虽然既往已有两种PD-L1抑制剂获批联合EP/EC方案用于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SCLC）一线治疗，但总生存（OS）延长幅度仅在2个月左右。此前，PD-1抑制剂在ES-SCLC一线治疗领域的探索尚未获得阳性结果。斯鲁利单抗是我国自主研发的PD-1抑制剂，在前期研究中展现了出色的抗肿瘤活性和可控的安全性。ASTRUM-005研究是首个由中国研究者牵头开展的SCLC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7]，由中国、土耳其、欧盟波兰、格鲁吉亚等6个国家和地区的114个试验中心共同完成。研究共入组585例受试者，基于受试者利益保护原则，按2:1比例随机分组至斯鲁利单抗联合卡铂+依托泊苷（EC方案）组（389例）和安慰剂联合EC方案组（196例），接受相应的一线治疗。主要终点为OS；次要终点包括无进展生存（PFS）、客观缓解率（ORR）、缓解持续时间（DoR）和安全性等。研究结果显示，斯鲁利单抗联合化疗组和安慰剂联合化疗组的中位OS分别为15.4个月（95% CI：13.3个月–NE）和10.9个月（95% CI：10.0个月–14.3个月），风险比（HR）为0.63（95% CI：0.49–0.82，P < 0.001）。两组的24个月总生存率分别为43.1%和7.9%。所有亚组均从斯鲁利单抗联合化疗中获得显著OS获益。经独立影像评估委员会（IRRC）评估的中位PFS分别为5.7个月（95% CI：5.5个月–6.9个月）和4.3个月（95% CI：4.2个月–4.5个月），HR=0.48（95% CI：0.38–0.59）；斯鲁利单抗联合化疗组6个月和12个月PFS率分别为安慰剂联合化疗组的2.5倍和4倍（48.1% vs. 19.7%，23.8% vs.6.0%）。有效性方面，80.2%（312/389）的患者从斯鲁利单抗联合化疗中获得肿瘤缓解，且其中3例达到完全缓解（CR）；安慰剂联合化疗组ORR为70.4%，均为部分缓解（PR），无CR病例。斯鲁利单抗联合化疗组的中位缓解持续时间（DoR）同样优势明显，6个月和12个月DoR率均大幅优于安慰剂联合化疗组（45.1%对17.1%，24.0%对8.9%），中位DoR更长（5.6个月对3.2个月）。安全性方面，斯鲁利单抗联合化疗组未观察到新的安全性信号。斯鲁利单抗联合组最常见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为甲状腺功能减退（11.6%）、甲状腺功能亢进（9.0%）、皮疹（3.1%），相对安全，可控可管理。

  该研究是全球首个在SCLC领域取得阳性结果的PD-1抑制剂III期临床试验，将ES-SCLC患者的总生存期提高到15.4个月的历史最高值，填补了PD-1抑制剂在一线治疗ES-SCLC的临床空白。研究全文发表于JAMA杂志，基于该项研究，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已获批斯鲁利单抗一线治疗ES-SCLC的适应证，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授予斯鲁利单抗治疗SCLC孤儿药称号，为全球SCLC患者带去新的治疗选择，对于免疫治疗探索进程还是SCLC治疗发展史，都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6. 首个中国ES-SCLC一线免疫联合化疗III期研究取得突破

  IMpower133研究和CASPIAN研究相继证实了PD-L1抑制剂联合标准化疗能够改善广泛期小细胞肺癌的生存，开启了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之旅，但2个月的OS获益仍无法满足临床需求，且国际研究中纳入的中国患者有限，缺乏大规模中国人群的数据研究。为了证实免疫治疗在广泛期小细胞肺癌的价值，中国研究者发起了一项我国自主研发PD-L1抑制剂阿得贝利单抗联合化疗一线治疗ES-SCLC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多中心的III期研究——CAPSTONE-1研究[8]，研究纳入了中国47家医院的462例患者，阿得贝利单抗组230例，安慰剂组232例，主要终点为总生存期（OS），次要终点包括无进展生存期（PFS），12个月、24个月的OS率，6个月、12个月的PFS率，客观缓解率（ORR），缓解持续时间（DoR），疾病控制率（DCR）和安全性。研究结果显示，阿得贝利单抗组和安慰剂联组中位OS分别为15.3个月和12.8个月 （HR：0.72，95% CI：0.58-0.90，P = 0.0017），12个月和24个月的OS率分别为：62.9% vs 52.0% 和31.3% vs 17.2%，阿得贝利单抗组有显著的生存获益，在事先定义的亚组也获得与总体人群基本一致的结果。独立评审委员会BICR评估的PFS，阿得贝利单抗组和安慰剂组分别为5.8个月和5.6个月（HR：0.67，95% CI：0.54-0.83，P < 0.0001)，6个月和12个月的PFS率分别为：49.4% vs 37.3% 和19.7% vs 5.9%。在ORR方面两组分别为70.4%和65.9%，DoR分别为5.6个月和4.6个月，阿得贝利单抗联合组同样具有优势。在安全性方面，阿得贝利单抗组和安慰剂组治疗相关的AEs （TRAEs）和3级以上TRAEs发生率相似，免疫相关的AEs发生率两组分别为27.8%和17.2%，最常见的是甲状腺功能降低和肝功能异常。该研究是首个针对中国ES-SCLC肺癌免疫一线治疗的III期研究，发表于Lancet Oncology杂志，基于此研究结果NMPA批准了阿得贝利单抗一线治疗ES-SCLC的适应证，让免疫治疗在中国小细胞肺癌落地，中国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有更多、更有效的治疗选择。

  7. CDK 4/6抑制剂发挥骨髓保护作用

  化疗是SCLC治疗的基石，化疗导致的骨髓抑制限制了临床应用，影响抗肿瘤疗效。在化疗引起毒副反应前阻止或减轻骨髓抑制的有效疗法有限，CDK4/6抑制剂曲拉西利具有独特的骨髓保护功能。

  TRACES研究是一项评估在中国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SCLC）在化疗前给予曲拉西利的安全性、疗效和药代动力学的III期研究[9]。研究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安全导入期，第二部分为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部分。患者在进行EC方案（依托泊苷联合卡铂）或者拓扑替康治疗前接受曲拉西利或安慰剂静脉注射。研究的主要终点包括PK（第一部分）、安全性（第一部分）和第一周期严重中性粒细胞减少的持续时间（DSN）（第一、二部分）。研究按照患者接受1线治疗vs 2/3线治疗、ECOG 0-1 vs 2、是否存在脑转移进行分层。

  第一部分纳入了12例患者，1线治疗和2/3线治疗的患者各6例，Cmax（ng/mL）分别为893（36.2）和776（29.9），AUC0-t（h*ng/mL）分别为2493（32.4）和2364（19.5），AUC0-∞（h*ng/mL）分别为2878（38.6）和2675（22.0），关键暴露参数在中国与非中国患者之间无显著差异。

  第二部分曲拉西利组纳入41例，安慰剂组纳入42例，曲拉西利组除了甘油三脂血症和rGGT升高外，其它的TEAEs的发生率较安慰剂组更低，曲拉西利组≥3级TEAEs发生率也更低（61% vs 88.1%)，尤其是≥3级血液学毒性显著低于对照组（53.7% vs 88.1%）。与安慰剂相比，曲拉西利在临床和统计上显著降低了第1周期的DSN （0 vs 2天，P = 0.0003）。此外，曲拉西利还显著降低严重的中性粒细胞减少（SN）的发生率（7.3% vs 45.2%，P < 0.0001）、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发生率（2.4% vs 16.7%，P = 0.0267）、每个周期使用G-CSF（0.242 vs 0.435，P = 0.0023）、3级或4级血液学毒性发生率（53.7% vs 88.1%，P = 0.0005）和每周主要血液学不良事件（MAHE）累积发生率（0.045 vs 0.115，P = 0.0048）。该研究提示中国患者对曲拉西利具有良好的耐受性，药代动力学特征与西方国家的患者相当，化疗前给予曲拉西利可改善中国ES-SCLC患者化疗耐受性，降低DSN，没有新的安全性事件发生，与国际研究获得了一致的结果。目前，曲拉西利已在中国获得附条件批准上市，适用于既往未接受过系统性化疗的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含铂类药物联合依托泊苷方案治疗前预防性给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

  8. 局部晚期NSCLC放化疗后免疫巩固：迎来首个PD-1抗体

  局部晚期、不可手术的非小细胞肺癌（Locally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LA-NSCLC），约占所有NSCLC的25%，其标准治疗最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PACIFIC研究的成功，同步放化疗（concurrent chemoradiation，cCRT）联合PD-L1抗体巩固，已经成为新的标准治疗[10, 11]，相比于cCRT，PD-L1抗体巩固治疗的加入，可以让这部分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OS）从29.1个月延长到47.5个月，5年生存率从33.4%提高到42.9%，堪称划时代的进步。

  然而，截至2021年底，全球范围内尚无一款PD-1抗体在LA-NSCLC综合治疗中获得适应证；此外，由于年龄、合并症、患者意愿等因素，相当一部分LA-NSCLC患者无法接受cCRT，而是选择序贯放化疗（sequential chemoradiation，sCRT）；PD-1/PD-L1抗体用于接受sCRT后疾病无进展的LA-NSCLC的巩固治疗，是否也有生存获益，一直悬而未决[12]。GEMSTONE-301是一项在中国50家中心开展的随机对照III期临床试验，纳入的是接受根治性放化疗（同时包括cCRT和sCRT）后未出现疾病进展的LA-NSCLC患者，2:1随机分组，实验组接受PD-1抗体舒格利单抗巩固治疗，对照组接受安慰剂巩固治疗，治疗的时长也与PACIFIC模式略有不同：PACIFIC研究中，PD-L1抗体巩固治疗的时长是1年；GEMSTONE-301中，PD-1抗体巩固治疗的时长是2年。

  这项研究一共入组了381名受试者，其中255人被分配到了实验组，126人被分配到了对照组；截止到2021年3月8日，两组的中位随访时间分别是14.3个月和13.7个月，由独立评审委员会评估的中位无疾病进展生存期分别是9.0个月和5.8个月，疾病进展或死亡的风险下降了36%。舒格利单抗巩固治疗组治疗相关的3-4级不良反应发生率是9%，其中3-4级肺炎的发生率是3%；该组治疗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是15%，治疗相关的死亡发生率是2%。总体而言，PD-1抗体巩固治疗的安全性可接受，与PD-L1抗体巩固治疗的历史数据基本相似[13]。

  GMESTONE-301研究的正式结果，于2022年1月14日在线发表于《柳叶刀. 肿瘤学》杂志，一举填补了两个学术空白：首先，这是全球范围内第一个在LA-NSCLC综合治疗中获得III期随机对照临床试验阳性结果的PD-1抗体；其次，这是全球范围内第一个证实PD-1/PD-L1抗体可以给接受了sCRT后疾病未进展的LA-NSCLC患者带去生存获益的III期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基于上述阳性结果，国家药监部门于2022年6月正式批准了舒格利单抗巩固治疗用于LA-NSCLC，相信会给局部晚期、不可手术的LA-NSCLC患者带去更多生存的希望。

  9. 首个III期RCT：同步放疗显著延长晚期EGFR突变、寡转移NSCLC生存期

  1995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Samuel Hellman教授和Ralph Weichselbaum教授，首次提出“寡转移”的概念，其指的是肿瘤转移过程中的一种中间状态，是介于局限性原发肿瘤及广泛性转移瘤之间的生物侵袭性较温和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原发性肿瘤只引起少数局部的继发性肿瘤，通常波及的器官不超过3个、转移的病灶数不超过5个，并且有望从积极的局部治疗中取得生存获益[14, 15]。

  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是晚期EGFR突变NSCLC的一线治疗；在EGFR-TKI治疗前寡转移、疗效最大化时寡残留、耐药后寡进展的晚期NSCLC患者中，积极而恰当的局部治疗具有显著延长生存期的潜能[16, 17]。SINDAS研究是全球范围内第一项评估大分割放疗联合EGFR-TKI一线治疗晚期EGFR突变、确诊时就同时性合并寡转移状态的晚期NSCLC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III期随机临床试验[18]。这项临床试验从2016年1月到2019年6月，一共入组了136例符合条件的受试者，其中3例未接受随机分组所指定的治疗，另外133人中65人接受了第一代EGFR-TKI单药治疗、68人接受了第一代EGFR-TKI联合大分割放疗。大分割放疗覆盖全身所有的病灶（包括原发灶和转移灶），总剂量在25-40 Gy之间，分割次数是5次。中位随访23.6个月，两组的中位PFS和OS都有显著的差异：大分割放疗的加入，让中位PFS从12.5个月延长到了20.2个月（HR = 0.22，P < 0.001），中位OS从17.6个月延长到了25.5个月（HR = 0.44，P < 0.001）。不过，该研究的主要研究终点（6个月的PFS率）是一个阴性的结果，两组分别是95.2%和99.1%（P > 0.05）。SINDAS研究在2021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首次发布研究结果，并最终于2022年1月发表于《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杂志》，为晚期EGFR突变NSCLC寡转移的局部治疗提供了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

  无独有偶，另一项来自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和上海市胸科医院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初步证实了脑部局部治疗（主要是立体定向放疗）在EGFR-TKI一线治疗且脑部寡转移的NSCLC患者中的生存获益[19]。这项研究纳入了367例接受第一代EGFR-TKI（n=265）或第三代EGFR-TKI（n=102）一线治疗的、基线合并脑转移的晚期EGFR突变NSCLC患者。结果显示：在脑部寡转移的亚组里，EGFR-TKI一线治疗前实施的脑部局部治疗（主要是立体定向放疗）可以显著地延长PFS和OS；而在脑部多发转移的亚组里，EGFR-TKI一线治疗前实施的脑部局部治疗（主要是全脑放疗）并无生存获益。

  上述两项研究，交相辉映，再一次证实了积极、合理的局部治疗，尤其是高效、低毒的大分割放疗、立体定向放疗应用于晚期EGFR突变、合并颅内或颅外寡转移状态的NSCLC患者，具有延长患者生存期的潜能，但该结论有待前瞻性、3期、随机临床试验的进一步证实。

  10. 华人非小细胞肺癌易感性基因罕见变异研究进展

  沈洪兵院士团队对来自中国的6004名个体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分析，结果揭示了中国人群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罕见易感基因变异。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NSCLC全基因组测序研究[20]，共涉及6004名华人个体，同时还对23049名个体进行了SNP芯片分型。

  该研究通过构建高质量的单倍体参考PANEL，鉴定出20个常见的低频位点（MAF≥0.5%），其中5个位点从未被报道过。罕见致功能缺失（LoF）变异（MAF < 0.5%）方面，研究人员发现BRCA2和其他18个肿瘤易感基因变异影响了5.29% 的NSCLC患者，其中98.91%（181/183）的LoF变异以前没有被与NSCLC风险相关联。BRCA2启动子的罕见突变也对NSCLC风险产生了很大影响，与BRCA2 LoF变异的患病率相当。

  虽然这些发现为我们理解NSCLC的遗传病因提供了新的见解，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由于仅纳入了无癌症史或家族癌症史的对照参与者，对NSCLC风险的超罕见变异的影响可能被高估。进一步，由于样本量的限制，未能检测到其他更罕见或效应较小的遗传变异。此外，尽管已经鉴定出与NSCLC风险相关的变异，但这些结果尚需在其他独立人群中进一步验证。对这些变异的生物学功能进行详细的分析，以及解析它们如何影响肺癌发病机制，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尽管存在局限性，这项研究在揭示华人群体中NSCLC的罕见易感性基因变异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不仅描绘了NSCLC罕见致病变异的全貌，有助于提高我们对NSCLC遗传病因的理解，为未来基于阵列的关联研究提供了高质量的参考PANEL，更可能为未来针对这一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策略提供新的线索。最后，这项研究还突显了全基因组测序在鉴定罕见疾病易感基因变异方面的重要价值。

  【主编】

  王 俊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副主编】

  王长利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陆 舜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程 颖      吉林省肿瘤医院

  马胜林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肿瘤医院

  王 洁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毛伟敏     浙江省肿瘤医院

  杨学宁     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肺癌研究所

  【编委】（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克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廖日强    广东省人民医院

  柳菁菁    吉林省肿瘤医院

  卢红阳    浙江省肿瘤医院

  王志杰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燕翔     解放军总医院

  虞永峰    上海市胸科医院

  岳东升    天津市肿瘤医院

  朱正飞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专家顾问】（审稿专家）

  杨帆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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