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癌协会

肺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每年新发病例约为82.8万位。肺癌主要分成两大类，非小细胞肺癌（NSCLC）和小细胞肺癌（SCLC），其中NSCLC占所有肺癌的85%左右，是最主要的肺癌亚型。近年来，一系列靶向治疗以及免疫治疗方案的出现，为NSCLC患者提供了更多的治疗选择。

此前，为了让中国拥有一套有影响力的、适合国人自己的指南，中国抗癌协会组织了13000余权威专家集体编写这首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肿瘤诊治指南，《中国肿瘤整合诊治指南》，又称为《CACA指南》，由331位两院院士审评，涵盖53个常见瘤种，覆盖60个诊疗技术，共计113个指南。

近日，为进一步提高中国恶性肿瘤的规范化诊治水平，促进中外肺癌领域顶尖专家交流与合作，2023年12月24日，“CACA指南中国行-肺癌国际大师学术交流项目”在许昌成功开展。本次大会由许昌市中心医院王鹏远教授担任会议主席，许昌市中心医院李伟教授、许昌市人民医院王晓辉教授、许昌中医院崔红海教授担任会议主持，众多与会专家围绕NSCLC围手术期治疗和CACA指南解读及中外学术交流进行了精彩的分享与讨论。

CACA肺癌指南解读及NSCLC靶向治疗进展

会议开始，王鹏远教授首先对众多与会专家的带来表示了热烈欢迎，他表示，“非常感谢大家在刚刚过去冬至的早上莅临许昌参加今天的会议。今天众多肺癌领域大咖齐聚，相信此次会议，一定能让大家收获颇丰、不虚此行。”

会议上半场在李伟教授主持下进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彭敏教授首先进行了主题为“CACA肺癌指南解读”的报告分享。彭教授主要围绕肺癌的流行病学及诊断，早期及局部晚期驱动基因阳性NSCLC的治疗，晚期驱动基因阳性NSCLC的治疗三个话题进行分享。

彭教授首先从流行病学角度出发，分析全球肺癌的发病和死亡数据，特别是我国肺癌的流行情况。同时讨论肺癌的主要风险因素，包括吸烟、空气污染、遗传因素等，并强调早期筛查和治疗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她还详细介绍CACA指南中对肺癌筛查人群、技术和频率的最新建议。

接下来，彭教授了探讨肺癌的诊断流程，包括病理学诊断、实验室检测以及临床分期的最新进展。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分子诊断领域的新发展，例如针对可以手术的非鳞癌肺癌患者的常规分子检测，以及对于晚期肺癌患者的EGFR突变检测等。

在治疗方面，彭教授细致讨论不同阶段肺癌的治疗策略。对于早期和局部晚期的肺癌，她分享了手术、放疗以及辅助治疗的最新指南。关于晚期的驱动基因阳性肺癌细胞，她重点介绍了TKI药物的应用，并分析其在一线治疗中的地位及其与化疗的联合治疗策略。

最后，彭教授还探讨了肺癌患者的随访和康复管理，强调中西医结合的重要性，以及手术后呼吸功能锻炼和营养支持的作用。最后，彭教授对同与会专家交流探讨，共同推进肺癌治疗的发展表示了期待。

随后南阳市中心医院任中海教授进行了主题为“NSCLC治疗领域中的ADC药物研究进展”的报告分享。任教授主要围绕抗体偶联药物在肿瘤治疗领域的发展历程以及抗体偶联药物用于肺癌治疗的研发现状两个方面进行分享。

他首先对ADC药物进行了简单介绍，认为 ADC由特异性抗体、连接子和细胞毒性药物载荷组成，较传统化疗具有低毒、高效、精准等优势。TROP2、HER2等靶点是ADC药物在肺癌治疗领域的热点研究方向，且目前初见成效。

随后，任教授介绍了ADC药物在肺癌领域的进展，

最后，任教授总结了ADC药物在肺癌领域的发展，认为靶向HER3、EGFRxHER3等靶点的ADC药物在NSCLC领域取得了初步成果。ADC药物在NSCLC领域研究的序幕已经被拉开，未来还有很多方向等待探索。

同时，任教授表示，“ADC药物的发展和应用目前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如何更精确地定位和检测靶点表达、如何克服药物耐药性、以及如何更好地平衡药物的疗效和毒性等。

总之，ADC药物在肺癌治疗领域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和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临床数据和研究，以期为肺癌患者提供更有效、更精准的治疗方案。”

接下来，河南省肿瘤医院何振教授主要围绕MET IHC共识制定的背景，共识精要内容及其临床意义两个方面进行了分享。

《非小细胞肺癌MET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和判读标准中国专家共识（2023版）》是全球首个MET IHC检测共识，对MET IHC检测的临床意义、检测人群、检测流程、判读标准及检测报告形式进行了规范，具有指导意义。MET IHC检测可参照本共识，建议使用循证医学证据充足的抗MET抗体（SP44、D1C1、3077 抗体等），判读参考Clinical Score标准，检测报告应包含不同染色强度MET阳性肿瘤细胞百分比。

最后，何教授还表示，“免疫组化在识别EGFR-TKI耐药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NGS检测在某些方面可能更为广泛，但在MAT扩增或过表达的检测中，免疫组化显示出了其独特的价值。因此，我们鼓励在适当的患者群体中广泛应用免疫组化检测方法。”

会议上半场讨论环节，李伟教授、许昌市中心医院杜容宇教授、禹州市人民医院李岩磊教授、许昌肿瘤医院王鹏飞教授、漯河医专二附院周希山教授围绕NSCLC靶向治疗热点话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杜容宇教授表示：“随着多学科联合会诊（MDT）的发展，有幸参与了许多肿瘤内科学会议，极大拓展了我的视野。在ADC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探讨中，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大胆、更宽广地思考其应用。例如，在实践中，我们遇到多发肺部肿瘤，手术治疗可能只能局部解决问题。因此，我认为将ADC药物应用于更广泛的治疗阶段有其必要性。”

李岩磊教授表示：“诊断的准确性对于治疗至关重要。此外，何教授的详细讨论揭示了为什么不同指南在随访方面存在差异，这对基层医院实践带来的挑战不容忽视。关于ADC药物，虽然当前在临床实践中存在一定限制，但其前景是乐观的。另外，我认为基因检测和免疫组化在未来的肺癌治疗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王鹏飞教授表示：“此次会议使我对肿瘤内科治疗的快速发展印象深刻，特别是ADC药物。这类药物对多种肿瘤类型具有广泛的治疗前景。关于MAT检测和免疫组化，我认为它们可以显著减少患者的经济负担，并有助于更好地服务于临床。希望未来，这些技术能够更广泛地应用于临床实践。”

周希山教授表示：“作为基层医院的代表，今天收获了许多新知识，特别是关于ADC药物的应用。在肺癌治疗领域，ADC药物展现出延长患者生存期和较低副作用的潜力。我期待这些新的治疗方案能够在基层医院得到更广泛的推广。”

最后李伟教授总结到，自从ADC药物进入医保以来，它们在肺癌治疗中显示出巨大的潜力。从后线治疗逐步走向一线治疗的趋势值得我们期待。同时，随着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和新药物的研发，相信将能够为耐药患者提供更有效的治疗方案。免疫组化的普及和标准化将进一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为精准治疗铺平道路。

NSCLC围手术期热点话题及MET跳突病例分享

会议下半场，在王晓辉教授的主持下，周口市中心医院徐克友教授首先进行了主题为“NSCLC 围手术期治疗热点争议与突破”的报告分享。徐克友教授主要围绕NSCLC辅助靶向治疗和NSCLC新辅助免疫治疗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徐克友教授表示，随着研究的进展及其纳入医保，临床在NSCLC治疗领域迎来了新的里程碑。特别是在今年6月2日美国召开的会议上，作为重磅研究的一部分，展示了其在辅助治疗方面五年的生存率，这无疑是在NSCLC围手术期治疗领域的一大进展。

谈及研究的设计，其重点在于2-3A期的无病生存（DFS），以及1B-3A期的DFS，还有2-5年的总生存期（OS）和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这些指标不仅关注生理健康，还涵盖了心理和社会功能，是对患者整体生活质量的全面评估。在研究中，五年OS率可达65.8%，这是一个显著的成果。该研究涵盖了2-3A期患者，其中85%对73%，AGR为0.49。这些数据显示了在辅助治疗方面的显著优势，尤其是在亚洲人群中。另一方面，无论患者是否接受过辅助化疗，治疗均显示出显著获益。这一点对于基层医院的临床实践尤为重要，因为临床通常会遵循指南进行治疗。

此外，徐教授指出，药物的疗效与其安全性同等重要。

最后，徐教授强调，随着更多研究的进行，临床对于肺癌的治疗将会有更深的理解和更多的选择。期待这些新的治疗方法能够在更多的医院，包括基层医院中得到应用，从而惠及更多的患者。

随后，王晓辉教授进行精彩总结。他指出无论是驱动基因阳性还是驱动基因阴性的患者，术后治疗的选择和管理仍然是临床关注重点。关于驱动基因阳性的NSCLC患者，他们在术后的靶向治疗选择中确实面临着一些挑战。临床上遇到早期肺癌患者，尤其是处于一期的患者，出于对复发风险的担忧，他们往往更倾向于选择靶向治疗。此外，存在一部分患者即使在术后辅助靶向治疗期间稳定，可以停药情况下，他们仍倾向于继续用药。因此，临床需要加强对这一群体的管理和随访，以确保治疗的适宜性和有效性。

在此基础上，临床还需探讨在术后辅助治疗期间，如何有效应用微小残留病（MRD）监测来更精确地筛选出潜在高风险的复发患者。此外，就辅助化疗在靶向治疗时代的作用而言，近期的研究已经提供了明确的证据，显示在一些病例中它能显著提高总生存率，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进展。

王教授还指出，对于免疫治疗，目前我们更多地关注的是术前的新辅助免疫治疗。研究显示，这种治疗方法在某些病例中能够带来显著的疗效，例如高病理缓解率（MPR）和改善生存指标。然而，我们也面临着选择的挑战，比如决定是进行术前新辅助治疗、术后辅助治疗，还是采用“夹心式”的免疫治疗方案。未来的临床研究可能会提供更多的指导和突破。

随后，许昌市中心医院訾滢洁教授分享了一例MET 14 跳突长生存病例。患者是一位52岁女性，携带Met外显子14跳跃突变。2022年2月，患者偶然发现左侧颈部有核桃大小的肿块。经过超声检查和CT扫描，发现左肺上叶存在疑似恶性的结节，以及纵隔和左侧根部多发淋巴结肿大。患者的一般情况良好，无特殊既往史，ECOG评分为0，颈部可触及大小约3×3厘米的肿大淋巴结。影像学检查显示左肺上叶约20×20毫米的不规则结节，以及纵隔多发肿大淋巴结，最大直径约40毫米。经CT引导的经皮纵隔活检，病理和免疫组化表明肺腺癌。基因检测确认Met外显子14跳跃突变。患者被诊断为左肺腺癌，纵隔淋巴结转移，T4N2M0，3B阶段。

基于2023年CSCO指南，考虑到患者不适合手术治疗，而接受了内科治疗。考虑到患者年轻，对手术的期望值高，给予了诱导性治疗。2022年2月，开始使用培美曲塞联合顺铂的化疗方案。两个周期后，患者经历了二度骨髓抑制和消化道反应，经对症治疗后症状缓解。随后的CT复查显示左肺上叶结节和纵隔淋巴结明显缩小。然而，经过四个周期化疗，患者出现了加重的不良反应，如三度骨髓抑制，化疗终止。影像学评估显示病情稳定，但无明显缩小。

面对这一挑战，考虑到患者的Met外显子14跳跃突变，根据最新指南，决定使用治疗。开始600毫克/日剂量后，三个月的CT评估显示肿块进一步缩小。患者耐受性良好，除轻微转氨酶升高外，无其他显著不良反应。随后的三次CT评估显示病情稳定，未出现新的转移。

訾教授指出，该病例见证了靶向治疗在NSCLC治疗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携带特定基因突变的患者。此外，在治疗过程中需密切监测患者的耐受性和不良反应，以确保最佳治疗效果。

对于这一病例分享，王晓辉教授表示，针对此类病例，在患者教育和治疗规划方面，需强调放疗的重要性。对于局部晚期、不适宜手术的患者，放疗尤其是同步放化疗，能够提供显著的治愈潜力。除此之外，都为患者带来了积极的疗效。在随访过程中，患者病情得到了良好控制。在后续治疗的规划中，仍需考虑是否能够将放疗纳入治疗方案。在处理不良反应时，应严格遵循标准的处理原则，特别是在肝功能受损的情况下，根据不良反应的严重程度，如一级、二级或三级，应进行适当的剂量调整或暂停治疗。

下半场讨论环节由崔红海教授主持，王晓辉教授、漯河市第六人民医院马利平教授、许昌市中心医院刘志教授、许昌市人民医院张晓丹教授围绕早期肺癌患者基因检测以及肺癌围手术期等热点话题进行了激烈探讨。

王晓辉教授表示，在讨论早期肺癌基因检测最佳时期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于手术可行的早期肺癌患者，术后辅助靶向治疗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增加。此前，我们在辅助治疗方面的工作相对有限，主要聚焦于为可能的后期复发做准备。然而，现在随着术后辅助靶向治疗的批准，我们应尽早进行基因检测，尤其对于驱动基因阳性的患者，以提供术后辅助的靶向治疗。

然而，在治疗过程中，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经济负担和不良反应的管理。尽管如此，新辅助治疗和术后辅助治疗的选择仍在讨论之中。在选择药物方面，目前存在一些争议，特别是基于术后辅助靶向治疗对1B和3A期患者的影响。期待更多的临床实践和研究，以提升治疗策略。

崔红海教授表示，“对于今天的会议，我想强调的是CACA指南的解读，以及彭敏教授提到的中西医结合在肿瘤治疗中的长期生存效益。何振教授关于MET免疫组化检测的讨论为我带来了新的洞见。我认为，对于MET IHC应力求执行，以实现更精准的治疗策略，对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马利平教授表示，“中国指南在国内外的进展显著，无论是CACA指南还是CSCO指南，对基层医院特别有意义。任中海教授关于ADC药物的讲解，尤其是其在乳腺癌治疗中的成功，为肺癌的后线治疗带来希望。此外，何振教授关于MET的讨论也颇有启发，尤其是对于个体化治疗的重要性。关于早期肺癌的基因检测，应当鼓励并推广，以便及早诊断和治疗。同时，针对TKI治疗，我们需要关注患者的长期管理，特别是在经济负担和疾病监测方面。我们也面临诸如定期复查和费用等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解决的挑战。”

刘志教授表示，“针对早期肺癌患者，应尽早进行基因检测，以便为患者提供精准治疗。此外，对患者的教育在临床医生工作中占据重要位置。另外，针对术后辅助治疗，现有的临床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指导，特别是对1B或3A期患者的免疫治疗加化疗。“

张晓丹教授表示，“关于早期肺癌患者的基因检测，我认为应尽早进行。今天徐教授分享的临床研究结果，强调了及早进行基因检测的重要性。对于没有基因突变的患者，我们可以选择免疫治疗加化疗的新辅助治疗。关于驱动基因阳性的NSCLC长期管理，患者的定期随访和及时复查至关重要。对于全面进展的患者，我们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基因检测，以调整治疗方案。“

最后王鹏远教授在总结中表示，本次与会嘉宾深入的研讨交流涵盖了肺癌治疗的多个方面，从指南的解读到ADC药物和MET的讨论，再到术后辅助治疗等等，使大家获益匪浅。相信通过与会专家学者的精彩讨论和分享，带动越来越多的医研企专家参与其中，定能进一步规范化临床工作，推动产品技术的更新，让更多的患者从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