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癌协会

肺癌是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手术是根治肺癌最主要的治疗手段之一。临床上，约25%~30%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诊断时肿瘤可切除。此前，对于许多早期NSCLC患者而言，单纯手术切除无法治愈疾病，铂类辅助化疗一直是II~IIIA期可切除患者的标准治疗。近年来，免疫疗法和靶向治疗在转移性或不可切除NSCLC的进展中取得了丰硕的成绩，推动了其在可治愈的早期NSCLC中的探索研究。
 
《中国肿瘤整合诊治指南(CACA)》是由中国抗癌协会组织2226位权威专家集体编写完成的中国首部肿瘤整合诊治指南。CACA指南在参考美国NCCN和欧洲ESMO等国际指南的基础上，特别聚焦中国人群的流行病学特征、遗传背景、原创研究成果及诊疗防控特色，立足中国国情，纳入中国研究，注重中国特点，兼顾医疗可及性，体现整合思维，关注“防筛诊治康”全程管理，贯彻“MDT to HIM”整合医学理念，重视我国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可及性、操作性和指导性，是兼具中国特点和国际视野，更加适合中国人群的肿瘤指南规范体系，为世界肿瘤诊治指南体系树立中国标杆，贡献中国力量。
 
为进一步提高中国恶性肿瘤的规范化诊治水平，促进中外肺癌领域顶尖专家交流与合作，2023年11月25日，“CACA指南中国行-肺癌国际大师学术交流项目”在南京成功开展。本次大会由江苏省肿瘤医院蒋峰教授担任会议主席，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蒋伟教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田凯华教授以及东部战区总医院易俊教授共同担任会议主持，国内外众多与会专家围绕非小细胞肺癌(NSCLC)围手术期治疗和CACA指南解读及中外学术交流进行了精彩的分享与讨论。

NSCLC围手术期治疗热点探索

会议上半场在蒋伟教授的主持下进行。首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黄海涛教授进行了主题为“NSCLC围手术期治疗热点争议与突破”的报告分享。黄海涛教授围绕NSCLC围手术期辅助靶向治疗和新辅助免疫治疗两方面详细阐述了目前NSCLC围手术治疗领域的最新进展和争议话题。

黄海涛教授认为，在NSCLC围手术期辅助靶向治疗领域，ADAURA研究证实，针对EGFR敏感突变的患者，接受奥希替尼辅助治疗，可以显著延长DFS、降低局部及远处转移风险，改善中枢神经系统复发，并具有良好的安全性，支持其作为EGFR敏感突变患者辅助治疗标准方案选择。

ADAURA研究宣布达到OS终点后，化疗不再是NSCLC辅助治疗中唯一具有高级别OS获益证据的治疗手段，辅助化疗在大部分ⅠB-ⅢA期患者中的治疗角色应得到重新审视，以保护患者生存质量。对于合并高危病理因素且处于较晚分期，携带RB1突变等特殊人群，应重视奥希替尼辅助治疗前应用辅助化疗的必要性，并积极开展临床研究进行探索。

同时，MRD持续阴性超过18个月的患者可能是肺癌R0术后的潜在治愈人群，尽早靶向MRD进行辅助治疗，或成为早期肺癌实现治愈的希望之路。

在免疫治疗方面，黄教授提到了CheckMate 816研究，该研究探讨了术后化疗与免疫治疗的联合使用，并观察到显著的生存获益。同时，黄教授还讨论了pCR（病理完全缓解）率的重要性及其在临床决策中的应用。此外，黄教授还提出了多个有待解答的问题，包括新辅助治疗的疗效评估、肿瘤生物标志物的作用，他强调了对治疗方案个体化调整的必要性，特别是在考虑到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长期预后。

随后泰州市人民医院申江峰教授进行了主题为“NSCLC治疗领域中的ADC药物研究进展”的报告分享。申教授围绕抗体偶联药物在肿瘤治疗领域的发展历程，以及抗体偶联药物用于肺癌治疗的研发现状详细介绍了ADC药物的起源和肺癌领域发展现状。

申教授表示，抗体偶联药物的发展历史，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一百年前，旨在将毒性药物有目的性地输送至癌细胞，从而最大限度减少对正常细胞的损害。尽管早期研究因抗体和偶联剂的限制而未能取得成功，但到了2000年，ADC药物终于实现了商业化。

ADC药物包含三个关键组成部分：抗体、连接体和有效药物。抗体部分负责将药物与目标抗原结合，并通过连接体释放有效载荷至癌细胞，实施抗肿瘤治疗。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抗体类型（如IG1、IG2、IG3、IG4等）和其半衰期、亲和力等方面，以及可裂解和不可裂解类型的连接体。

ADC药物的关键特点在于其单一靶向机制，这在治疗窗口（最大耐受量和最小有效剂量之间）方面提供了更高的安全性。在肺癌治疗中，已识别多个可作为ADC靶点的肺癌细胞表面受体。特别是在非小细胞肺癌中，已发现诸如TROP2等重要受体，其表达水平与肺癌的预后密切相关。

至今，ADC药物已在肺癌治疗领域展现出有前景的疗效。早期ADC药物在肺癌治疗中的应用受限于其缺乏特异性和毒性耐药性问题。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新一代ADC药物展现出更佳的治疗效果和安全性。例如，DXd载荷的ADC药物，其抗肿瘤活性是标准治疗的10倍，同时保持了较短的半衰期，从而提高了治疗的安全性。在肺癌治疗研究中，DXd载荷的ADC药物显示出优异的疗效，尤其是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在对比多西他赛治疗的研究中，DXd载荷的ADC药物降低了疾病进展的风险，并展现了显著的生存获益。

未来的ADC研究将聚焦于联合治疗策略，以提高ADC向肿瘤细胞的输送效率。此外，通过增强有效载荷的细胞毒性或与其他药物协同作用，可以进一步提升ADC药物的抗肿瘤效果。耐药性机制的深入理解亦将有助于优化ADC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

总之，ADC药物作为一种结合特异性抗体、连接体和细胞毒性载荷的先进治疗方案，在非小细胞肺癌治疗中展现了显著的疗效和安全性。其在肺癌治疗中的应用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并被纳入2023年NCCN指南作为推荐治疗方案。未来，更多的研究和探索将继续拓宽ADC药物在肺癌治疗中的应用前景。

此外，江苏省肿瘤医院王思炜教授还带来了主题为“肺癌外科临床前研究新风向”的报告分享。王教授主要围绕临床前研究的定义与意义、临床前研究的实施方法以及肺癌外科临床前研究的新动向等话题介绍了肺癌外科临床前研究经验。

王教授表示，临床前研究位于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之间，是一种桥接两者的研究模式。美国FDA曾将其定义为新药在体内外实验的研究阶段。然而，随着研究的发展，现代临床前研究更加强调多维度的临床数据分析和对患者获益的指向。

在外科领域，临床前研究已经获得显著发展，其核心在于患者样本的应用。现代外科临床前研究可以被视作基于样本的体数临床研究模式。通过比较临床前研究与传统基础和临床研究的差异，可以看出其独特性：临床前研究更侧重于实验结果对临床干预的指导，而非纯粹的生物学现象探索。

我们的研究聚焦于肿瘤的临床表型及其与生物学背景的关联，通过整合患者数据、影像学检查、病理学检测等多维度信息，我们构建了临床前研究的立体分析模式。在此基础上，我们团队探索了肺癌的生物标志物、临床基因组学应用，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在肺癌诊断和治疗中的潜在价值。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旨在揭示肺癌发展的生物学规律，以期为未来的临床治疗提供更深入的理解和新的治疗策略。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临床前研究在实施过程中的挑战，包括样本获取的难度、数据分析的复杂性，以及与临床实践的有效结合。

会议上半场最后环节，在田凯华教授的主持下，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孙健教授、徐州市中心医院陈强教授以及南京江宁医院姚飞教授围绕NSCLC围手术期领域的热点话题进行了探讨。

孙健教授表示，作为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我很荣幸能参与此次会议。我同意黄海涛教授关于围术期管理的观点，并认为在技术和患者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彻底地切除肿瘤。关于术前新辅助治疗后的手术范围，其倾向于根据治疗前的分期来决定手术范围。

陈强教授表示认同黄海涛教授关于围术期热点的看法。同意对于一期患者术后的治疗和复查是临床关注的重点。关于手术范围的选择，其认为应基于术前的分期和化疗效果来决定。同时，其也赞同王教授关于临床医生在科研中角色的观点，需要在临床工作之外，更深入地思考和研究问题。

姚飞教授表示非常荣幸有机会与大家进行深入交流。与去年相比，讨论重点已经从提升外科技术的高度转移到了优化整个肺癌治疗流程上。在过去两年中，胸外科医生在肺癌治疗的多学科团队（MDT）中的决策角色发生了显著变化，这要求我们以更高的维度来理解和治疗肺癌这一疾病。

田凯华教授总结到，今天的讨论表明，无论是新辅助研究还是术后辅助研究，对外科医生提出的要求正变得越来越高。必须考虑何种手术方式是最佳选择，是否局部切除就足够，或者是否可以无视切缘，仅依靠药物治疗来帮助患者恢复。这些都是需要更多研究和证据来指导临床的问题。最后，田教授感谢了所有参与者的贡献，并希望通过大家不懈的努力，在日常工作和科研中为未来的治疗方向提供指导。

中外专家交流CACA指南诊疗经验

会议下半场在蒋峰教授的主持下进行。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孙艺华教授首先进行了主题为“CACA指南解读一驱动基因阳性NSCLC的治疗”的报告分享。孙教授围绕肺癌的流行病学及诊断、早期及局部晚期驱动基因阳性NSCLC的治疗以及晚期驱动基因阳性NSCLC的治疗等话题，详细解读了CACA指南在驱动基因阳性NSCLC治疗中的应用。

孙教授表示，肺癌流行病学诊断涵盖了肺癌的流行病学特征，包括疾病负担和危险因素（如吸烟、空气污染等）。肺癌筛查重点关注的是50~75岁年龄组。我们医院的体检建议从40岁开始，年度进行低剂量螺旋CT检查。其它筛查方法包括传统胸片，但不作为常规手段。在临床表现方面，早期肺癌往往无显著症状，筛查的主要目的是发现无症状的早期肺癌。影像学诊断主要依赖CT，同时结合病理学诊断，如肺穿刺、支气管镜检查等。目前也在探索术前肿瘤标志物的识别。

对于早期及局部晚期驱动基因阳性NSCLC的治疗，一期NSCLC的首选治疗是解剖性肺叶切除加淋巴结采样或清扫。对于EGFR突变阳性的1B期患者，可以考虑使用奥希替尼进行辅助治疗。对于不可手术或手术后不完全切除的患者，建议进行放化疗或三维适形放疗。对于晚期疾病，推荐使用TKI治疗，以及在治疗失败后的进一步策略。ADAURA研究是本次分享的重点，该研究针对1B至3A期EGFR突变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进行了奥希替尼治疗，展示了显著的生存优势。此外，对于患者随访的建议，包括无症状或稳定患者的随访频率、建议的随访项目等。对于晚期肺癌患者，将讨论更为频繁的随访安排和相应的评估方法。

最后，孙教授本次分享还将涉及肺癌患者的康复和支持性护理，强调中西医结合的重要性。中西医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有控制肿瘤复发、转移、延长生存期和提高生活质量的作用；长期使用，对于肺癌患者的康复和调养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随后，Tetsuya Mitsudomi 教授进行了主题为“MET targeted therapy”的报告，围绕MET阳性NSCLC治疗国际前沿进展进行了系统的分享。他首先介绍了MET突变在NSCLC中的发生机制以及其生物学意义、MET14突变在NSCLC中的研究进展，以及药物研发情况。

随后围绕MET TKI的耐药机制，以及目前国际上针对NSCLC耐药治疗的前沿进展进行了阐述。Tetsuya Mitsudomi 教授表示，在 NSCLC 中，MET 主要通过第 14 号外显子跳跃、扩增激活，较少通过点突变或融合突变激活。而对于 MET 14 突变NSCLC的治疗，临床上已经有药物可以使用了，但与其他靶向治疗相比疗效相对要低一些。MET TKI治疗的疗效之所以欠佳，且容易出现耐药，原因有很多。一般而言，MET相关蛋白质表达缺乏可能预示着 TKIs 的原发性耐药。同时，频繁发生的共驱动突变也与MET耐药密切相关，但其作用机制尚不明确。此外，作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耐药的重要机制，MET 扩增也是 MET TKI 的靶点，临床上约三分之一的获得性耐药机制是继发性MET突变。D1228和Y1230是I型MET-TKIs后发生二次突变的常见位点，它们对II型抑制剂仍然敏感。然而，临床上MET扩增的定义尚未完全明确，且其他 MET 靶向药物（例如II 型 TKI、双特异性抗体、ADC）的作用有待确定。

接下来，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汪潜云教授进行了主题为“机器人肺部手术”的报告分享。汪教授围绕达芬奇机器人肺部手术经验进行了详细介绍和分享。

汪教授表示，对于肺癌治疗，手术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近年来靶向和免疫治疗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对于某些肺癌病例，手术依然是治疗的首选。关于机器人辅助手术方面，特别提到了易俊教授的贡献。易教授作为该领域的先锋，他的技术和经验对于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机器人手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自2019年引进达芬奇机器人系统后，迅速在肝胆外科、胸外科等多个领域展开了应用。到目前为止，胸外科已经完成了超过1000例的机器人手术，占整体手术量的显著比例。这些手术中，恶性肿瘤的比例高达85.3%，证明了机器人手术在肺癌治疗中的重要地位。

机器人手术的优势包括减少患者术后疼痛、缩短住院时间，并提高了手术的安全性。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数据显示，有22%的患者能够在术后两天内出院，而近三分之二的患者在三天内出院。在机器人手术的实施中，采用了改进的三孔方案，这不仅减少了手术创伤，还提高了手术效率。同时，团队也探索了单孔手术的可能性，虽然难度较高，但对于减少患者创伤有显著的意义。汪教授还分享了一段视频，展示了机器人辅助下的肺癌淋巴结清扫手术。这个手术案例具有特别的意义，不仅展示了机器人手术在技术上的精准性，还体现了其在处理复杂病例时的优势。

此外，汪教授强调，尽管机器人手术的成本较高，但其在肺癌治疗中的效果和安全性使其成为值得投资的技术。鼓励同行们在实践中探索机器人手术的更多可能性，共同推动肺癌治疗的进步。

最后，在易俊教授的主持下，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雷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汪路明教授、苏北人民医院贺建胜教授围绕NSCLC手术治疗领域热点话题进行了激烈讨论。

张雷教授表达了对会议内容的赞赏，特别是汪潜云教授分享的手术视频和经验。他强调了孙艺华教授对CACA指南解读的重要性，并提到了指南在真实世界中应用的复杂性。张雷教授讨论了IB期肺癌的治疗策略，特别是在没有基因突变的情况下不推荐化疗的问题，并指出了实际操作中可能会用到免疫疗法的情况。张教授还提到了三期肺癌患者的治疗指南，特别是新辅助靶向治疗的应用。他分享了自己的临床经验，包括使用一代和三代EGFR突变药物。对于四期患者，张教授强调了靶向治疗加化疗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在治疗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例如费用问题和患者依从性。

汪路明教授在发言中首先表达了对易俊教授介绍和蒋峰教授邀请的感谢，并对能参加这次珍贵的会议表示珍惜。他提到了肺癌治疗领域的进展，特别是过去十年中手术技术的发展，如腔镜和肺段切除技术。汪教授指出，近年来，外科技术的进步主要得益于设备和器械的改进，尤其是机器人手术的发展。他分享了自己所在单位自2013年引进达芬奇机器人以来的经验，包括手术例数和费用方面的挑战。汪教授认为，机器人手术在精细操作和高难度手术中具有显著优势，如在复杂血管网络中进行淋巴结清扫，和执行复杂的修钳吻合手术。

汪教授还讨论了CACA指南的规范化治疗建议，强调规范化并不总是等同于临床实践。他提出了在实际临床中存在的争议，例如1B期肺癌的化疗和靶向治疗问题。他还探讨了基因突变和个体差异对药物反应的影响，以及化疗免疫治疗的效果差异。汪教授通过分享几个典型病例，讨论了新辅助治疗后是否进行手术的决策问题。他提出，对于部分患者，经过新辅助治疗后可能不需要手术，而是可以依靠其他治疗方式维持良好的生存状态。

贺建胜教授强调了外科医生在肿瘤全程管理中的重要性，包括MDT（多学科团队）和对肿瘤指南的学习。他还讨论了EGFR突变对病人预后的双重影响，即虽为突变却也是病程的驱动因素。贺教授指出，高费用是机器人手术普及的主要障碍之一，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基层医院。

随后，日本大阪近畿大学医学院Tetsuya Mitsudomi 教授也加入了讨论，分享了关于MET扩增和围术期治疗的最新研究，讲述了MET突变在NSCLC中的发生机制以及其生物学意义，并重点介绍了MET14突变在NSCLC中的研究进展，以及药物研发情况。随后围绕MET TKI的耐药机制，以及目前国际上针对NSCLC耐药治疗的前沿进展进行了讨论。

总结

 蒋峰教授在会议结束时进行了总结，感谢了所有参加会议的国内外专家，特别是Tetsuya Mitsudomi 教授的贡献，并鼓励年轻医生与国外专家建立联系和交流，以拓展视野和提高专业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