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癌协会

据WHO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新发癌症人数为457万，占全球新发癌症总人数23.7%，死亡人数为300万，约占全球30%，发病人数与死亡人数均位列全球第一。其中，肺癌是中国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也是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

在此背景下，中国抗癌协会组织2226位权威专家，历时1年多，集体编写完成的中国首部肿瘤整合诊治指南，《中国肿瘤整合诊治指南（CACA)》。CACA指南有高度、接地气，在参考美国NCCN和欧洲ESMO等国际指南的基础上，特别聚焦中国人群的流行病学特征、遗传背景、原创研究成果及诊疗防控特色，立足中国国情，纳入中国研究，注重中国特点，兼顾医疗可及性，体现整合思维，关注“防筛诊治康”全程管理，贯彻“MDT to HIM”整合医学理念。

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可及性、操作性和指导性，改善恶性肿瘤死亡率，促进促进中外肺癌领域顶尖专家交流与合作，2023年11月27日，“CACA指南中国行-肺癌国际大师学术交流项目”在广州成功开展。本次大会由广东省人民医院杨衿记教授和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程超教授共同担任会议主席，众多与会专家围绕非小细胞肺癌（NSCLC）指南经验以及靶向治疗和围手术期治疗进行进行了精彩的分享与讨论。

NSCLC靶向治疗领域的热点与突破

在程超教授的主持下，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罗孔嘉教授首先进行了主题为“CACA指南解读-驱动基因阳性NSCLC的治疗”的报告分享，主要围绕肺癌的流行病学及诊断、早期及局部晚期驱动基因阳性NSCLC的治疗以及晚期驱动基因阳性NSCLC的治疗进行。
 
罗孔嘉教授表示，在中国，肺癌是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症。1990至2019年间，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持续上升。对肺癌的危险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包括吸烟、空气污染、遗传因素和职业暴露等因素均与肺癌发生密切相关。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五年生存率已达19.7%，这得益于驱动基因阳性肺癌的治疗进展。在早期和局部晚期肺癌的治疗中，我们重点关注可手术的肺癌。针对这一部分，CACA指南推荐了一系列治疗方案，包括手术切除、系统性淋巴结清扫、辅助靶向治疗等。对于无法手术的患者，我们考虑亚肺叶切除或立体定向放疗等替代疗法。
 
晚期肺癌的治疗更为复杂，其中包括手术、新辅助治疗、放化疗以及免疫治疗等。针对驱动基因阳性的肺癌，我们侧重于靶向药物治疗，如EGFR突变检测和相应的靶向治疗。此外，我们也关注辅助靶向治疗的持续时间，以及如何更有效地预防复发。此外，在CACA指南的指导下，我们也非常关注术后患者的随访和康复，包括定期的影像学检查和功能康复训练。这些都是保障患者长期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要环节。
 
随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王哲教授进行了主题为“NSCLC围术期治疗热点争议与突破”的报告分享，主要围绕NSCLC辅助靶向治疗和新辅助免疫治疗两个方面进行。
 
王哲教授表示，首先，关于术后靶向治疗的有效性，ADAURA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该研究表明，在无病生存率（DFS）和总生存率（OS）方面，术后辅助靶向治疗均显著受益。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过往术后辅助靶向治疗的争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ADAURA研究中，从IIIB期到IIIA期的患者均显示出显著的治疗效果，这可能影响未来的治疗指南。
 
ADAURA研究还表明，即使是接受了术后辅助化疗的患者，靶向治疗亦能带来额外的益处。这些结果展示了术后辅助靶向治疗在提高NSCLC患者生存率方面的潜力。此外，该研究的数据显示，靶向治疗的安全性相对较高，不良反应在可控范围内。
 
接下来，关于NSCLC围术期治疗的另一热点是免疫治疗的应用。近年来，围手术期免疫治疗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例如，816研究展示了新辅助免疫治疗与化疗相结合的优势。此外，AEGEAN研究等其他临床试验也证实了围手术期免疫治疗在提高pCR率和改善EFS方面的有效性。
 
这些研究结果不仅为NSCLC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也为我们在实践中应用免疫治疗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免疫治疗的安全性管理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虽然大部分不良反应可控，但免疫治疗特有的不良反应，如免疫相关的肺炎、心肌炎等，需要我们在临床应用中予以特别注意。
 
总的来说，NSCLC围术期治疗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治疗思路和策略。无论是靶向治疗还是免疫治疗，都在提高患者生存率和改善生活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我们期待更多的临床研究和数据，以进一步优化NSCLC的围术期治疗策略。
 
最后，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陈瑞教授进行了主题为“NSCLC治疗领域中的ADC药物研究进展”的报告分享，主要围绕抗体偶联药物在肿瘤治疗领域的发展历程和抗体偶联药物用于肺癌治疗的研发现状两个方面阐述。
 
陈瑞教授表示，在肿瘤治疗领域，ADC作为一种新兴治疗手段，其基本理念源自免疫学之父Paul Ehrlich提出的“魔法子弹”概念。这一概念致力于将细胞毒性药物精准地传递至肿瘤细胞，同时尽可能减少对正常细胞的损害。自2000年首个FDA批准的ADC药物上市以来，尽管早期产品因不良反应和有限的生存获益而迅速退出市场，但目前全球已有16种ADC产品上市，并有200多个临床试验正在进行。
 
ADC药物由三部分组成：1）特异性抗体，靶向肿瘤细胞表面抗原；2）连接子，连接抗体和细胞毒性药物；3）细胞毒性药物，直接杀伤肿瘤细胞。根据选择的抗体、连接子和细胞毒性药物的不同，ADC的疗效和毒性也有所差异。
 
目前，常用的ADC药物抗体大多为人源化IgG1类抗体，具有较长的半衰期和较高的亲和力，能够介导ADCP效应并与补体结合引发CDC效应。连接子的稳定性对ADC药物的疗效和毒性至关重要。可裂解型连接子可根据细胞内环境的变化而裂解，如在酸性环境下重排或通过蛋白酶剪切。而细胞毒性药物的选择涵盖微管抑制剂、DNA剪切以及I型拓扑异构酶抑制剂等。
 
比较传统化疗，ADC药物因其更高的肿瘤特异性和细胞毒性而具有更大的治疗窗口。在NSCLC领域，ADC药物的靶点包括HER2、Her3、TROP2等，旨在靶向表达这些抗原的肿瘤细胞。
 

陈瑞教授重点介绍了相关药物的临床研究进展。总体而言，ADC药物在NSCLC治疗中显示出前景，特别是HER2和TROP2作为靶点的研究。随着ADC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期待其在未来肺癌治疗中发挥更大作用。
 
上半场讨论环节，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刘俊玲教授、广东省中医院杨小兵教授以及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李裕军教授围绕NSCLC诊疗领域热点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刘俊玲教授强调了ADC作为NSCLC治疗领域中一个热门的研发方向，并特别指出了相关ADC药物的研发进展。
 
杨小兵教授分享了他对ADC药物和ADAURA研究结果的看法。他认为，尽管目前这些药物尚未被纳入报销，但鉴于它们在DFS和总生存期OS方面的明显获益，仍然值得在临床实践中考虑使用。他还讨论了术后辅助治疗方案的制定，强调了术后基因检测在制定个体化治疗计划中的重要性。
 
杨教授还对TROP2的研究进展发表了看法，提到资本市场对ADC药物的高度关注，暗示了这一领域的未来发展潜力。李裕军教授则表示他主要是来学习和交流的。他赞同了杨教授的观点，并对讲者们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

MET突变NSCLC治疗进展

会议下半场，来自意大利都灵大学附属圣路易吉贡扎加医院的Prof. Giorgio V. Scagliotti教授首先进行了主题为“MET Pathway Alterations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的报告分享。Prof. Giorgio V. Scagliotti教授围绕NSCLC领域MET基因突变的生物学机制、流行病学、研发进展以及治疗策略进行了深度讲解。
 
同时Prof. Giorgio V. Scagliotti教授表示，针对NSCLC患者，一线使用 EGFR TKI后，识别耐药机制并选择匹配的治疗方法仍是一项挑战，因为三代EGFR-TKI治疗后，仍有50%至60%患者的耐药机制未知。目前，临床上研究主要针对c-MET扩增，包括EGFR TKI+MET TKI或EGFR/MET双特异性抗体以及ADC，TROP2 和 HER3 等新靶点显示出令人鼓舞的初步结果，不过需要进一步研究以选择最佳生物标记物。
 
此外，尽管免疫联合化疗在EGFR阳性NSCLC中未能显示出生存率的提高，但与抗血管生成药物联合使用可延长生存期。在与抗血管生成药物联合使用时，可观察到生存期的延长。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明确指导初始 TKI 耐药NSCLC后线的耐药机制和治疗策略。
 
随后，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金杰畑教授进行了主题为“《非小细胞肺癌MET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和判读标准中国专家共识 (2023版)》解读”的报告分享，该共识的发表标志着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MET免疫组化检测领域的重要进展。
 
金教授首先指出，虽然MET检测是一个长期关注的领域，但新共识为该领域带来了更新的视角和方法。他强调，虽然从2016年起，他们就已经开始研究MET抗体，但由于缺乏特异性和标准化的判读指导，实际应用受限。新的共识预计将促进MET检测在临床中的更广泛应用。
 
金教授进一步解释了MET蛋白的生物学意义和其在EGFR TKI耐药NSCLC患者中的重要性。他指出，MET蛋白的过表达在这一患者群体中相对常见，且其检测对于未来治疗决策至关重要。他特别强调了MET蛋白过表达与基因扩增之间的区别，并指出它们是相对独立的生物标志物。
 
在MET检测技术方面，金教授详细介绍了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的流程、方法和结果的判读标准。他提到，为了提高判读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共识推荐了特定的检测平台和抗体（如SP44克隆号）。他还讨论了对于不同表达强度和肿瘤细胞百分比的评分方法，以及这些评分对临床决策的潜在影响。
 
金教授还强调了共识对于提高EGFR TKI耐药NSCLC患者诊疗准确性的重要性。他呼吁临床医生和病理学家在MET免疫组化检测中采用循证医学方法，同时考虑到不同研究的阳性标准，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这一生物标志物。

最后，广东省人民医院张一辰博士进行了2例MET异常晚期肺腺癌治疗病例分享。其中，一例患者确诊晚期转移性腺癌，EGFR p.L858R + MET扩增；另一例确诊左锁骨上LN转移性腺癌，PD-L1阳性+MET扩增。
 
第一例52岁的患者被诊断为晚期右上肺中央型肺癌，具有EGFR21外显子突变和MET扩增。患者在初诊时合并“下肢外伤”，完善盆腔MR提示右侧髂骨-髋臼后壁骨质破坏合并病理性骨折，通过CT扫描和超声支气管镜检查，发现右中肺肿块和淋巴结肿大。基因检测结果显示21L858突变。针对这一特殊情况，患者被给予一线三代EGFR-TKI治疗。治疗过程中，患者肿瘤进展较为迅速，后穿刺活检发现患者c-MET（100% 3+），二线给与三代EGFR-TKI联合治疗。
 
第二例患者是一位67岁的女性，被诊断为IVB期左上肺腺癌 。该患者因“发现颈部淋巴结肿大”外院就诊，完善颈部淋巴结活检提示：转移性腺癌、肺来源。基因检测显示MET14扩增。考虑到患者的病情和基因特征，选择了一线靶向治疗。结果发现，患者存在原发耐药。术后病理分析显示MET14扩增，PD-L1阳性。二线选择靶向治疗，后疗效评估PR。
 
这两例MET异常NSCLC患者均合并共存变异，接受MET TKI针对性治疗后疗效及耐受性良好，但PFS获益有限，两例患者PFS 4-5个月。因此，需关注MET异常型NSCLC异质性，对MET TKI治疗期间混合疗效患者应及时对进展部位再活检，以根据基因变异谱指导后续治疗。

下半场讨论环节，Prof. Giorgio V. Scagliotti教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董敏教授围绕MET阳性NSCLC诊疗进行了激烈讨论。

 
董敏教授分享了她对于MET免疫组化检测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治疗中应用的见解。她强调了更新的认识对于治疗NSCLC的重要性，特别是在EGFR TKI耐药情况下的MET检测。
 
Giorgio V. Scagliotti教授提到，虽然在实践中NGS是常用的检测方法，但免疫组化检测也存在一定的必要性。因为，NGS在检测MET异常方面可能不如FISH免疫组织检测效率高。金教授的讲座进一步明确了免疫组化检测的标准，提升了这一方法的重要性。
 
最后，杨衿记教授对众多参会专家尤其是Giorgio V. Scagliotti教授表示了感谢，并对本次会议的精彩内容表示了肯定，也对未来NSCLC分子靶向治疗的发展充满了期待。